1933年版江西裕民银行一元券初探

图一：1933年版江西裕民银行一元券正面 

图二：1933年版江西裕民银行一元券背面

　　大东书局印制，票幅132×62mm。正面红色图案，花纹长方框，框内四角花符内各书一元面值，分别用阿拉伯数字和汉字表示。上方正中横书“江西裕民银行”，两侧是黑色冠字“N”和票号“066989”。左侧图案为镇江金山寺慈寿塔图，右侧花符内为面额一元，中部是董事长李德钊和总经理史世珍的签名。券面右侧和左侧近边框处分别竖书“完粮纳税”、“一律通用”字样。下方中间书“凭票即付国币一元”字样，两侧分别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英文签名。背面褐色图案，上方是英文行名“THE YU MING BANK OF KIANG SI”，其下英文“PROMISES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 AT ITS OFFICE HERE”，说明了该票还具有兑换券的性质。面值用阿拉伯数字、英文两种方式表示。有意思的是，左右近边框处还各有一个美元符号，这在民国纸币中较为少见，其设计含义则不得而知。中间面值两侧分钤“行长之章”、“发行之章”两枚篆体朱文方章。
　　江西裕民银行是民国时期江西省经营时间最长的一家地方银行。1928年1月，由江西省财政厅筹办的江西裕民银行正式开业，银行取“裕国利民”之意，以“救济市面而活泼金融为宗旨”，资本100万元，官商各半。首任行长彭飞健、副行长程达一。总行设于南昌市总镇坡，同时在九江、吉安设分行。该行成立后，业务在曲折中稳步发展，1937年底，裕民银行省内外分支机构扩展到61处，在1946年9月，分支机构达到98处。发行数额由1928年的21.6万元增加到1942年的4365.2万元，后逐渐有所降低。
　　江西裕民银行自1941年改为纯官资的省营银行，省政府加拨资本300万元，连同前期拨付款共计500万元，裕民银行因此成为实力雄厚的地方大银行。1946年9月10日，江西裕民银行奉命结束，11日改组为江西省银行。

　　江西裕民银行存在的18年间，发行了大量的银元券、铜元券、银毫券和银元本票券。其中银元券多为银元辅币券，分别为无年份、民国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年券；铜元券有江西平市官钱局改制券、民国十八年、二十一年券；银毫券有民国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券。与发行票券相辅进行，江西裕民银行经省政府同意于1945年还发行了小额本票，面值为100元、200元、400元三种，总额多达3亿元。江西裕民银行银元券大都由大东书局承印，铜元券则大多由南昌高桥鼎印刷厂印制。
　　需要指出的是，该券虽然标明“民国二十二年” （1933年）印制，但实际上发行时间却并非如此。首先，从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任职时间来看，票券上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二人的任职时间与该券上的印制时间并不一致。1941年7月，李德钊在江西省政府的任命下成为董事长，同年夏，史世珍当选为总经理。其次，1933年，裕民银行尚未取得一元券的发行权。国民政府法币改革后，将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但为了找零方便，允许各地方银行发行一元以下的小额辅币（不包括一元）。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出于战时财政的需要，1939年3月，在全国第二次地方金融会议上，通过了维护币值信用问题案，允许战区省或地方银行发行一元券或辅币券，江西裕民银行因此获得了一元券的发行权。综合这两方面的原因，这张江西裕民银行一元券的发行时间至少应在1941年之后。
　　那么，这张票券到底是否为民国二十二年印刷的？笔者查阅了许多资料，可惜未见到确切的文字记载，但除了券面所记外，背面上的印章或许为我们揭开它的真面目提供一些端倪。
　　江西裕民银行原为总行制，总行设正副行长各一人，一切事权均集中于行长。1933年，裕民银行始有董事长和总经理之设。在行长负责制的情况下，钤“行长之章”自然是正常之举。因此票券背面的“行长之章”，说明该券应该是在董事长、总经理之职设立之前印制的。
　　另据目前发表的实物资料来看，大东书局1933年之后印刷的辅币券上，大都钤的是“总经理章”和“发行之章”，这既为判定1933年版一元券的印制时间提供了某些佐证，同时也说明了裕民银行内部组织系统的演变过程。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如下结论：一种可能是，这张1933年版的一元券，确如券面上所记，是1933年董事长和总经理设立之前的几个月印刷的。但是在当时的金融体制下，裕民银行尚未取得一元券的发行权，因此成为库存券保留了下来。1939年在全国第二次地方金融会议上，为了防止敌伪套取法币来抢购物资，中央不但允许各沦陷区省银行增加辅币券的发行，还解除了发行一元券的禁令，于是裕民银行在原有的库存一元券上加盖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名字加以发行。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裕民银行取得一元券的发行权后，因时间仓促或战时出现的其他原因，没有重新制版，而是沿用原先存在的旧版，印制发行了一元券，并加盖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印章以示区分。不管是哪种原因，裕民银行一元券能够走上历史舞台，并在战时发挥特殊作用，其实际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对后人来说，它既丰富了民国时期金融票券的收藏种类，也为我们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