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谶纬的机缘巧合及在钱币中之妙用

　　谶纬，（chèn音：衬）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现象。谶，就是把自然界中发生的偶然事件神秘化，并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将其视为预示社会安危的决定因素，以告人政事，或昭示国运的兴衰。亦是方士（又称占卜者）或巫师假借神明来说吉凶祸福的征兆。表现的形式有语、字、图、书等。纬，则是用宗教迷信观点对儒家经典作出的解释及补充，以便完成对经书的义理和旨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曰：“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 
　　中国谶纬文化的起源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战国时期，民间就盛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秦始皇令方士卢生入海求仙，带回《图录》一书中有“亡秦者胡也”。陈胜、吴广响亮地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掀起了一场旨在推翻秦王朝暴政的农民起义。因而，应验了秦在二世胡亥手中的灭亡。
　　西汉时期，社会上盛行谶纬。封建统治者更是对其充分利用，而为自己谋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王莽和刘秀。由于王莽巧妙地利用了谶纬而篡汉改“新”。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铸造金错刀、契刀，以此来印证“卯金刀帝出，复尧之常”的谶语，并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同时，也试图表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殊不知，“卯金刀”乃繁体的“劉”字，故，被反对者所利用。于是，王莽借口“卯金刀”不合“灭刘兴王”之天意，在始建国元年（公元10年）废止金错刀和契刀，另行改铸“货泉”。因“货泉”是王莽第四次币制改革的产物，该币形制采用圆形方孔，穿孔之右左分别用悬针篆铸“货泉”二字，以避“卯、金、刀”之谶纬。
　　汉光武帝刘秀在南阳白水乡起兵，自号“真人”，为了唤起民心，匡复汉朝，特炮制并四处散布“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下”的符瑞图谶而起兵，正好应验了“白水真人”的谶语。所以，当 “货泉”一出，就被反对王莽的谶纬家将货泉二字拆解为“泉”为白水；“货”为真人，暗示了新莽政权将被“白水真人”所取代。王莽因此而忌讳，又出台了将“货布”和“货泉”的后两字合并，发行了新的货币——“布泉”。
　　刘秀推翻了新莽，是为东汉。他即位后更是崇信谶纬并把对其的利用发挥到了极致，宣布“图谶于天下”，使之成为法定的经典。但是，他在废除了王莽时期的币制后，却唯独对“货泉”而情有独钟，反到将其当做东汉政权的法定货币来继续铸行，在大臣们的极力劝谏下，他才同意废除“货泉”恢复五铢钱。
　　从“黄牛白腹，五铢当复”，这首广泛流传于西汉末年的谶语，表明了因王莽币制改革而加深了对百姓的盘剥所带来的幽怨。所以，五铢钱能如影随形地延续并见证了魏、晋、南北朝、隋，前后长达730余年之久的战争离乱。
　　东汉光熹元年，大将军何进欲诛灭实权在握而干预朝政的宦官张让等人，特招以镇压张角为首的黄巾军起义而有功的董卓入京。殊不知，何进却反被张让诛杀，董卓迎来并把持了汉少帝刘辩。为了更好地掌控朝政，他废少帝而另立献帝刘协。因其助纣为虐而“挟天子以令诸侯”，使之成了天下公敌。一场以袁绍、曹操、刘备、孙坚为首讨伐董卓的联盟形成，群雄混战开始，东汉从此名存实亡，并为后来的三国鼎立而拉开了序幕。当时，流行于民间的童谣诗谶中“千里草（董），何青青？十日卜（卓），不得生”，即隐射了乱臣贼子董卓将死。
　　“陈顼六珠始铸成，一铢增后难权衡，存亡天子共太货，六字叉腰哭几声”。指的是南北朝时最后一个王朝的陈宣帝，于太建十一年（公元五七九年）发行的“太货六铢”。该币轮廓整齐，构架匀称挺拔，字间饱满，端庄凝重，古朴浑厚，似一幅精美绝伦的写实画，且居南朝诸钱之冠。令人费解的是：在直读玉筋篆的钱文中，其“太”字比传统的写法多出了一点，有如泪水涟涟。因方孔右侧的“六”字，宛若一个身首具全，双臂环置腰间，足呈八字形分开的人形，俨然是在叉腰哭泣。史载，南北朝时凡哭丧者均作站立叉腰状。所以，此钱一出就饱受非议，被戏之“太货六铢钱，叉腰哭天子” ——为圣上哭丧。
　　民间厌恶此钱，是其以一枚兑十枚正在通行的五铢钱，无端地使百姓一下子就损失了九成资财，实为巧取豪夺，无度搜刮，这才引发了民众的怨声载道。终因“其货不行，民仍用旧钱交易”。未几，陈宣帝便在一片“哭”声中驾鹤归西了。
　　其子陈叔宝（后主），不理朝政，沉迷酒色，奢靡无度，荒废大业，致使朝纲混乱。当隋军大举南下时，他自认有长江天险可坚守，对此竟不以为然。祯明三年（公元589年）隋文帝的大将韩擒虎率兵伐陈，从朱雀门攻入金陵（又叫建康、建邺，即现在之南京）时，后主正与宠妃张丽华在结绮楼上寻欢作乐，乐队还奏着由他所作而被后人称为亡国之音的《玉树后庭花》。诚如该词中所言“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这不啻是对陈、张二人结局的一个最好注脚。至此，他才如梦初醒，但却为时已晚。随即，江山易主，陈就被隋取而代之。故，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在《台城曲》中讽曰：“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并在《泊秦淮》的诗中感叹地写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果真是百姓由怨愤生发的不满，使其谶语应验乎？非也！通过诅咒能送人上西天则更是无稽之谈，实属“自作孽不可活”的咎由自取！然而，这种对政事的预测在机缘巧合中能得于应验，确也不为多见。

 　　太货六铢

　　隋文帝(杨坚)铸造的“开皇五铢”，结束了汉末以来三百多年钱制庞杂混乱的局面，亦是我国对“铢两钱制”的终结。篆书“五”字的写法一般作斜直道，或缓曲呈弧形，即：在“X”的上下各加一横。隋炀帝（杨广）于大业年间所铸的五铢钱，其方孔无内廓且材质中含有锡、铅等金属，铜色呈青白，俗称“白钱”。然而，该“五”字左边靠近方孔处却有一竖线，倒放过来看似一“凶”字。民间谓之不祥，纷传“凶多吉少，注定没有好下场”。其实，该写法在北魏时也曾有过，只不过，这是民众借此诅咒隋炀帝在位期间虽有开疆拓土，畅通丝绸之路，开创科举而选拔人才之功，但却劳民伤财地修建大运河，兴师动众地营造东都洛阳城，且好大喜功地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国（朝鲜）等的暴政罢了。
　　隋末，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阳（太原）起兵，曾派专人四处散布“日月照龙舟，淮南逆水流。扫尽杨花落，天子季无头”；另外，还有“没根基，杨柳花。十八子，坐天下”的谶语，更是说得直白（十八子、季无头，皆指：李），以此来博得民众对其的的认可和拥戴。
　　唐开元时，有一术士善以拆字而驰名。玄宗闻知特书一“朝”字，令中贵持往试之。术士端视后曰：“此非观察所书也。”中贵人愕然道：“但据字言之”。术士以手加额说：“朝字，离之为十月十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人，天人？当谁所书也！”一语即出，四座皆惊，中贵急奏。翌日，玄宗召见，补封其为承信郎，且赐资颇丰。
　　北宋大观年间的宋徽宗（赵佶）在治理朝政上昏庸无能，但，他却不愧是一位书法丹青的高手。“崇宁通宝”、“大观通宝”当十钱，乃是其“铁划银钩”的字体亲书，不失为古钱币书体之一绝，历来受到文人雅士和书法界的竞相效仿。
　　民间历来有一种传为由奸相蔡京隶书的折十“崇宁重宝”，他在书写时别有用心地将“崇”字的“山”和“宗”连竖笔贯通；且将“宁”字繁体中的“心”字省略。被人指责为“有意破宋，无心宁国”。蔡京因“伸手必被捉”，他在反省诗中写道：“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翻成梦话”，最终客死潭州（今长沙）。

 　　隋.五铢

　　 “崇宁”钱的版别繁多而存世量大。面文有“通宝”、“重宝” 和“元宝” 之分，材质有铜、铁、银之别，面背记号有花穿、 决文 、面星、背星、月纹等。单是“宁”字就有“寧”和“寗”两种，但尤以“寗”字最为罕见。在笔者所见过并收藏的两枚折十“崇宁通宝”，为红、黄铜质御笔钱；而另五枚隶书的折十“崇宁重宝”，除大小厚薄略有差别外，均无上述省“心”之写法。该传闻未有确凿的实物印证，迄今仍是一个谜。当然，亦不排除有人因牟取暴利而作伪的可能。
　　北宋末年，由于宋、金、辽三方长期对峙，北宋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社会动荡不安。在此情况下，徽宗铸造了“靖康元宝”。“靖康通宝”钱，亦是北宋最后一个年号钱币。而此时的民众早已经对腐败无能的北宋王朝失去了信心，该钱铸行不久，民间就盛传“一旦宋亡，十二月立康王”的民谣、谶语。这则民谣巧妙地把“宣和”的“宣”字拆解为“一旦宋亡”，即：将“宋”字去掉“木”，再加上“一旦”就是“宣”字；而“十二月立康王”则暗含北宋“靖康”年号的“靖”字，预言了北宋的灭亡。
　　康王赵构（宋高宗）在南渡黄河后，迁都于临安（杭州）登基称帝，史称为南宋。朝廷终于获得了喘息之机，并初步在东南一带站稳了脚跟。于是，一些笃信谶纬的术士乘机就此而编造出种种故事，声称：北宋之亡，非战不利，乃是因取其年号不吉所致，并将“靖康”二字，拆解读为“十二月立康”。即：把“靖”字拆之为“十二月立”，牵强附会地为钦宗只能当十二个月皇帝，便被高宗取代而埋下了伏笔。
　　南宋建炎年间，有术士周生能视人书字而分配笔画，以此来判断休咎（即：通过占卜来预测事物的吉凶、善恶、好坏）。他在驱车前往杭州时，见周边民众饱受金兵铁骑惊扰而人心危疑。官府因闻其名而传人唤之，随意写了一个“杭”字给他。周生曰：“俱有惊报，虏骑相逼”。乃拆其字，以右边一“点”配在“木”上，即为“兀术”。果不其然，不到十日前方就传来了金兀术领兵大举南侵杭州的火速告急。
　　明崇祯末年天下大乱，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朝廷对外既要抵抗后金（清）的进攻，对内又忙于镇压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无独有偶，时值朝廷铸有一种背面带有一奔马图形的制钱，俗称“跑马崇祯”。李自成号称“闯王”，其“闯”字内含有一“马”字，他所率领的大顺军铸有“永昌通宝”。民间因此而附会：这是“永昌克崇祯”的奔马，亦是李自成攻占京城之先兆。
清军入关后，有“蛤蟆天子”之称的明福王朱由崧逃至南京称帝，建立南明小朝廷而偏安一隅，改元“弘光”，铸有“弘光通宝”。被时人谓之“蟋蟀相公”的佞臣马士英，权倾一时、恣意弄权。故，有人以此断言：该钱上所铸之马，乃是马士英断送福王政权的预兆。民间谶谣有云：“一匹马，走天下，骑马谁？大耳儿”。“ 一匹马”是指马士英，“大耳儿”指的是阮大铖，俩人都是奸臣。而“弘光”政权在南明朝中也是最短的，仅仅只存在了一年。
　　尽管，李闯王、马士英的名字从字面上讲，均与“马”字有关，但是，它却真实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动荡的混乱局面，因而引发了民众对强迫压榨的愤懑和抗争，以及官逼民反的历史真象，并由“一马乱天下”的民谣演绎成了政治性谶语。使得势如破竹的农民起义军加速了对明王朝的灭亡。足见“其兴也勃矣，其亡也衰矣”，无不反映在当时通行的钱币上，这是值得后人引以为鉴而深思的。类似这种古钱，确实是有特定收藏意义和历史价值的。
　　深探其究，中国古代谶纬的盛行，一方面固然与“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及“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有关；另一方面，由于有的汉字字形与偏旁部首能上下左右地对称组合，且有同音不同字和同字不同音的特点，恰好为谶语的离奇和隐晦，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前提。
　　如：唐末黄巢起义时曾令诗人皮日休作谶辞云“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曲律”。田八二十一合“黄”字，果头三曲律成“巢”字；又如：《水浒传》中以“耗国因家木（宋），刀兵点水工（江）”，则暗示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起义军将要造反。虽然，类似这样的传闻均出自野史而不见经传，但是，谶语的作用及影响却由此可见一斑。
　　因为，谶语往往以拆字的形式出现，有如猜谜语时多用离合、会意、象形法等制作。创作者带有政治性目的，隐时却又故意露出破绽，既令人浅会而易流俗。加之冥冥之中的暗示性和偶然性，在波诡云谲的历史烟云中得以应验，所以，才使得谶纬文化多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并蒙上了光怪陆离的迷信色彩与扑朔迷离的不尽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