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的传奇人物——袁荣广

　　

　　提起袁荣广这个人，很多人并不熟悉和了解，所以他的知名度比较低，这也是和他的做事风格和为人性格分不开的，这点本文在后面要谈到的。
　　袁荣广同志生于1919年1月1日，是河北省安平县人。他早期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是1939年8月。根据笔者的了解，在革命工作的忙碌时期，1944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介绍袁荣广同志入党的介绍人之一正是后来解放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副局长的郭显明同志。参加革命工作的初期，袁荣广同志在晋察冀边区财政处印制局工作，1948年3月至1949年11月在河北省阜平华北财印局印制一局工作。1949年11月随部队进入北平城，进中国人民印刷厂（现北京印钞厂）在制模刻印车间从最初的工人岗位，而后提升为工段长。1959年8月至1969年2月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制局研究所工作，评定为7级工程师。1969年2月，袁荣广同志响应当时国家的号召，只身抛家支援三线建设，到地处川北的四川省旺苍县山区国营东河印制公司502厂（即四川钞票厂）担任水印制模制网车间主任（正科级）。1984年12月，袁荣广同志离职休养。1985年2月当时的印制公司（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前身）批复（85银印干字第89号）袁荣广同志离休后享受司局级政治、生活待遇。

　　袁荣广同志是在20岁的青年时期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充分发挥了他的技艺特长。他自幼因家境贫寒，很早就出门当学徒学手艺得以混个温饱，他的学徒生涯是在农村的刻字铺度过的，由于勤奋和刻苦，袁荣广同志掌握了一手刻章的绝技。而袁荣广同志的刻字技艺，正是当时解放区急需的，按现在时髦的话来讲，是解放区的工作需要，引进了这个人才。从袁荣广投身革命的单位可以知道，他的工作是和印刷密不可分的，也是和边区货币密不可分的，因为是在边区的财政处印制局。
　　正是因为家境贫寒，只上过几年私塾，所以袁荣广同志的文化水平不高，也不善于言辞，他最大的特点是埋头苦干，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努力完成工作任务。边区当时的工作条件极差，大多是采用石板印刷工艺来印制边区货币，也没有今天的电子刻板电脑分色，全是手工雕版为主，在这样的环境中，养成了袁荣广同志艰苦奋斗的生活习惯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1949年袁荣广同志进入北京这个大城市到了中国人民印刷厂，仍然保持了他历来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与岗位上的工人们共同和谐工作。当时的北京人民印刷厂是在国民党财政部印制局的基础上，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京后军事接管过来的。大量的留用技术工人都是国民党当局的职工，为了团结这批人，使他们的技术为我们人民政权所用，袁荣广同志完全没有共产党进城后所产生的胜利者姿态，平易近人，凡事亲躬，带头完成最艰难最艰苦的工作，在他的带头作用下，克服了国民党败退前对工厂的破坏和设备的不完善等困难，用土办法充分发挥手工的技术，团结一批留用的技术工人，保质保量的顺利完成任务。
　　一、为巩固新生红色政权的努力和贡献
　　袁荣广同志到中国人民印刷厂（后在1950年改为北京人民印刷厂）时承担的工作很繁重。由于国民党已经丧失了长江以北辽阔的华北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摧枯拉朽地渡过长江天险，顺利的解放了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解放军的进军速度大大地超过了人们的想象。随着全中国（除了港澳台）的解放，地方政权更替迅速，原来国民党的政府彻底垮台，新生的红色政权雨后春笋般的建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巨大困难是两个：其一，干部队伍的严重缺乏，其二，红色货币及其新政权权印的制作迫在眉睫。为人民币的印制发行当时的北京人民印刷厂日以继夜的赶制人民币产品来维持新解放地区的经济。同时承接了成千上万的
　　各地新政府的权印（公章）制作任务。开国初期，设备落后，工艺简单，基本上依靠手工操作，北京人民印刷厂的制印工段有时候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袁荣广回忆当时他们刻大印工段的工作，深有感触。由于袁荣广在工作中发挥的共产党员的积极作用，以及高超的刻字艺术水平，他由当初进厂时的工人岗位，随后被提拔为班组长和首任工段长。当时的工作量是现在难以想象的。例如，拿浙江省来说，全省有四十个县以上，每个县不像现在有5套班子，县委、县政府、县政协、县人大那样齐全，至少也应该有县委和县政府两套，那么，地区呢，省一级以及下属的各局厅部等等，少说也有500枚权印要刻制。而当时，长江以北的新政权也尚未全部配齐这些权印，真可谓“老账未还，新账又欠”形势的逼迫根本容不得有遐想的余地，有的只是工作上的压力，最初在北京人民印刷厂的几年真是令袁荣广一生难忘的岁月之一。他不像前线将士冲锋陷阵那样荣耀，有赫赫之功，但是也是一名不可多得的无名英雄——开国英雄。时势造就了袁荣广开国功臣的历史地位。

　　二、填补科技空白，确立人民币的自主产权地位
　　众所周知，第一套人民币是在战争年代生产制造的，他的质量在现在看来比较低劣，工艺也简单，很多产品甚至是石印的，虽然是简陋的技术，存世至今倒也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第二套人民币是由苏联帮助制造的，质量虽然不错，但是技术掌握在老大哥手里，解放初期百废俱兴，成千上万的项目要改进，需要的国库资金是天文数字，而国家又只能把资金用在刀刃上。
　　为了摆脱老大哥对中国货币的生产控制和其他制约，为生产出自己的人民币，当时最迫在眉睫的是钞券用纸。因为纸的基础是零，从国民党时代就是零，中国生产不出钞券用纸，没有设备，也没有人才。而钞券印制则是从清代末期就有了。美国著名钞券凹印雕刻师海趣先生还培养出了像吴锦堂先生那样的中国本土钞券雕刻大师。清末民国初的钞票印制和钞票原版雕刻制作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
　　袁荣广同志就是在这个历史节点，勇敢的承担起了中国第一代钞票水印雕刻的时代责任。为了建立中国的钞票纸事业，建国初期，1957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派选夏祥源同志和袁荣广同志去民主德国实习，后来又赴苏联学习水印雕刻制模技术，58年回国。袁荣广同志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等国考察钞票纸生产工艺和钞券印制工艺。由于经费的原因，到了国外生活待遇并不高，袁荣广克服了对西餐的不适应，年龄大，文化低等困难，圆满完成了考察学习任务回国。
　　回国后，在工作助手郑新臣同志（水印雕刻高级工艺美术师）的协助下，袁荣广同志克服困难，凭记忆和自己的刻板技术，用土办法复制出水印雕模的工作原理。因为当时苏联对此钞票纸技术还保密，许多地方只能参观不可照相，所以文化基础低的袁荣广同志夜以继日的思考，研究，不懈的琢磨，连睡梦都想。真是不负有心人，袁荣广的研发结出了成果，也带出了他的第一个徒弟郑新臣。为了更好的给袁荣广同志一个好的研发环境，组织上在1959年决定调袁荣广和他的徒弟郑新臣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制管理局印制技术研究所工作。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新中国具有自主产权的钞票纸水印满版图案国旗五星和固定水印天安门放光芒终于问世了。第三套人民币10元券（俗称大团结）的天安门放光芒水印，给那些五十年代以前出生的老年人的印象太深了，它是当时中国最高面额的钞票。第三套人民币的诞生是中国成为世界上继英美发达国家之后的唯一的有自主产权生产钞票纸的发展中大国。这是中国货币历史上的里程碑式的历史节点。我们彻底摆脱了对外国的技术依赖，自立于世界货币生产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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