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帝王以“大”示强而嗜铸大钱的癖习

　　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在国势危殆，政权欲坠、经济凋敝之时，总是爱以夸“大”逞强为荣来显示其皇权的神秘和威严，以掩盖因国运衰败而财力的衰竭。特别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抑制通货膨胀，往往都会采取以增大币值，或用次金属铸币等手段来加强对百姓的盘剥。这是一种祸国殃民的横征暴敛，无异于饮鸩止渴，往往发生在边地反叛而社会政局动荡，朝廷为讨伐争战或镇压农民起义之时，因统治区缩小，军费开支迅猛，赋税收入减少，致使物价上涨而货币贬值的集中表现，且在货币发行流程中呈现出了一定的规律。
　　唐代中后期发生的“安史之乱”，导致了民不聊生而经济下滑。唐肃宗始发了最早的“重宝”虚值大钱，即：“乾元重宝”而以一当十。这无疑是对社会财富的另一种公开掠夺，并导致了经济陷入更加混乱的格局。尔后的唐代宗为解决“钱荒”，又增炉开铸了新钱——“大历元宝”。
　　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开国皇帝李昪，因吴国皇帝在让位给他之前，已封他为齐王，所以，他登基后便仿铸了唐末黄巢起义时所铸之“大齐通宝”，以示不忘其原有的封号。
　　以“大唐通宝”为例，并非是显赫一时的大唐帝国货币，乃是偏安一隅的南唐铸钱。李昪之子嗣主李璟继位后，因奢侈无度而纸醉金迷，导致了政治上的腐败。后周世宗柴荣早已虎视耽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派兵入侵，占领了淮南大片土地。在诗词书法上颇有造诣的李璟，面临强兵压境，却毫无御敌之勇，更缺财政面对巨大的军费开支，为鼓舞士气，掩饰其危亡之况，特铸行了“大唐通宝”。然而，“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终归在“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的哀叹中，而“无可奈何花落去”，只好派人向柴荣称臣并去帝号，自称唐国主。
　　与之稍后在北方崛起的金海陵王完颜亮为显示其皇权永固，曾踌躇满志地题诗云：“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骄奢淫逸的他在挥师南下入侵中原时，途中因兵变而走上了万复不劫之路。随即，登基不久的金世宗完颜雍便铸行了“大定通宝”，以示天下大定。
　　无独有偶，北宋徽宗赵佶的“大观通宝”，则是在昌文偃武后，因党祸之端而“奢靡之始，危亡之渐”时，正值金兵磨刀霍霍欲攻占中原，举兵南下，亡国之恨已为时不远而所铸之钱；至于貌似强大的“大宋通宝”，则更是在蒙古大军的铁骑已占领中原大部分江山，南宋面临破碎而行将亡国之时所铸的货币。这与忠臣陆秀夫背着年仅七岁的末代小皇帝赵昺，在南海涯山跳海自尽，也仅仅只相距不到50年。
　　灭亡南宋后的元朝，在铁马金戈，纵横沙场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鼎盛时期，并未铸行“大元通宝”，而恰恰是在其面临币制崩溃，民间拒用纸币元钞，不得不以铜币代钞时，由元武宗发行的。乃至，后来的“大德通宝” 、“大朝通宝”，均免不了遭遇到同样的结局。
　　万里长城拱卫下的明王朝，于崇祯十七年被清军覆灭后，朱家的王子王孙们纷逃南方各地，在旧臣遗老的扶持下，各自建立了风雨飘渺中朝不保夕的的地方政权，史称为“南明”。其中：福王朱由崧逃至南京称帝，改元为弘光，铸有“弘光通宝”；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建年号为隆武，并铸“隆武通宝”；桂王朱由榔在肇庆，改年号为永历，铸行了“永历通宝”；鲁王朱以海在偏安浙江的台州，被奉为监国后，为招揽民心，企盼在“大明”旗帜的昭示下凝聚民众，特铸行了“大明通宝”。不过，最终都未能逃脱被彻底追剿的命运。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咸丰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四川学政何绍基奏请朝廷“铸用大钱”，他认为“今必欲得一物以易银，有其用而无弊，惟有大钱而已矣”。御史蔡绍络、刑部尚书周祖培等也纷纷上折支持。为解决内忧外患的燃眉之急，咸丰皇帝孤注一掷，特准奏铸行了“当十”和“当五十”的大钱。
　　对此，当时的户部右侍郎兼钱法堂事务的王茂荫独持异议，他指出：“国家定制，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是诚然矣。官能定钱直，而不能定物直，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直百，民不敢以为千。”然而，朝廷并未采纳他的意见，命令户部继续发行，同时，又另行加铸了“当百”、“当五百”，乃至以一“当千”的大钱。
　　王茂荫甘冒风险并再次上书，尖锐地指出了鼓铸大钱势必会造成市场“物价腾踊，商民恐慌，群疑朝廷为不可信”的忠告与警言。然而，他却反遭到了“严行申饬”而被调离户部的惩处，但是，铸大钱的恶果却被其不幸言中。因为，这种铸大钱的政策，只行于京师，且仅限城内，一出京城即不可用。加之民间盛传“此项大钱日久必停”，严重地妨碍了京城与外界的贸易，造成了城内粮食匮乏、物价昂贵而民不聊生。但，由于私铸有利可图，即或是铸“当十”的大钱，也有五至十倍之利，故，许多人甘愿为之而冒死。还不到半年，这种虚值钱就被彻底废弃，再也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了。
　　晚清著名的“洋务运动”，在引进机器制币后，也曾铸行过类似“大清银币”和“大清铜币”。当辛亥革命的枪声在武昌首义中打响，率先由十八个省宣告自治独立，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清王朝便寿终正寝了。
　　综观中国货币发行的历史，但凡鼓铸貌似强盛的大钱，并试图使之来摆脱财政危机，殊不知，却反到加重了货币的贬值而自食其果。泱泱乎？大欤哉！自诩为大，实则国力弱而内心小矣。他们无一不是出自于同一心理，而以“大”示强，且以之为荣，其结果都慨莫能外地归于失败而殊途同归。
　　以致，在不同历史时期爆发的农民起义军也未能因此而脱俗，如：唐末黄巢起义时铸行的“大齐通宝”；元未朱元璋的“大中通宝”和陈友谅的“大义通宝”；以及明末李自成部将张献忠铸造的“大顺通宝”等。
　　这些意欲寄托其强国万载愿望的钱币，也只能无奈地印证了该王朝的灭亡，并在中国钱币史上写下了凄凉哀绝的一笔，任随后人恣意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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