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商报
尽管国家邮政高层承认了邮票发行政策的失误，还提出了“官不跟民争利”的说法，但这一切并没有让邮市买账，相反还引来了众多邮人的质疑。
苏慎余：集邮家
宋 琛：邮评人
陈立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方 晓：记者
记 者：7月4日，国家邮政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承认在近10年的邮票发行政策上存在失误，提出了今后“官不跟民争利”的说法。什么是“官不跟民争利”呢？就是今后邮政部门及其所属的集邮公司不应参与邮票收藏市场的经营。
耐人寻味的是，这番邮政高层的表态，离6月25日邮政启动销毁面值30亿元邮票的举措只有9天。许多邮人认为，这是邮政迫于无奈之下，不得已向大众亮出的最后底牌。
那么，这张“全新”的底牌，又说明什么呢？
集邮公司是“官”还是“民”？
“从根本上改革邮资票品的发行体制，集邮公司和邮政部门实行政企分开”，这是杨先龙等3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邮资票品长期深幅打折问题提案的核心，也是邮票长期打折、邮市低迷的根本原因。这一次，管理层提出了“官不跟民争利”的说法，许多邮人不解，按照邮政管理层自己的说法，这里的“官”就是指集邮公司，可集邮公司怎么成了“官”呢？本来是一番“好话”，却充分暴露了邮政“政企不分”的事实。
苏慎余：“官与民争利”，这是犯了逻辑性和常识性错误。
说“官与民争利”，这是犯了逻辑性和常识性的错误。这根本就不是“争利”的问题，而是官商一体，直接从集邮者的口袋中掏钱。
我注意到，这位国家邮政的有关部门负责人把大量存在的集邮公司向邮市抛货的行为说成是“官与民争利”，在这里集邮公司就成了“官”，说明管理层对集邮公司的定性还十分模糊。在我国，邮政享有邮票的发行权，集邮公司是邮政衍生出的商业机构。可政府却将职能给了集邮公司，集邮公司倒成了邮票发行权的主宰者。现在大家买邮票都不是从邮政局买，而是到集邮公司买，这在全世界可谓独一无二。集邮公司有资格垄断邮票发行吗？它只是一个企业，应该和邮商、集邮者一样，以统一的价格在邮政窗口购买邮票，不管是谁，多买都可以享受批发价，这才是平等。可是邮政管理层直到现在还将集邮公司视为“官”，足见邮政体制上政企不分的事实。
目前全国其他行业，从形式上来说，都政企分开了，惟独只有邮政从形式上还没有。集邮公司的老总一般都是当地邮政局的局长，这就是证据。现在邮政管理层说“今后的邮政部门不应参与邮票收藏市场的经营”了，大概主要是指集邮公司都不到邮市炒作了，这根本解决不了实质问题。不许集邮公司抛售新邮的政策早就有，地方公司置之不理，国家邮政也是无可奈何。关键还是人大代表提的这一条：政企分开。
陈立平：“官”“民”不分实质是政企不分。
一方面，集邮公司是“官办企业”，是经营实体，以利益为导向；另一方面，让集邮公司退出邮市收藏经营，就意味着“还政”，即认为它应该是非赢利性，这就产生了矛盾，症结就在“政企不分”。日本邮政曾经也面临这种矛盾，一度退出经营，但邮政很难存活，最终还是实行民营化，引入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是垄断。以前的电信、铁路是如此，现在的邮政也是如此。“官办企业”一个重要的弊端就在于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市场为中心，不考虑消费者的需要，缺少公共服务意识和经营意识。所以不管邮票印得好不好，也不管是否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想怎样就怎样，邮票印多了销毁就了之。这种垄断思维的后果便是极低的效率，从而也破坏了整个行业的秩序和发展。银行就是前车之鉴，正是因为国家的保护而产生了大量的不良债权。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邮政就得进行体制改革，实行政企分开。
还有一点我也不懂，中央多少年前就要求公务员不能在企业兼职，一是为了政企分开，二是为了防止腐败，为什么那么多的邮政局长还可以兼任集邮公司总经理？邮政真的这么特殊？特别是现在，写信都改成打电话、发邮件了，一些快件、包裹、报刊发行的经营已经有社会资本介入了，他难道比银行、铁路、电信都特殊吗？这些邮政官员们一只手拿着政府部门的大印，一只手拿着公司的大印，怎么防止腐败？
邮市低迷究竟原因何在？
谈及目前邮市低迷的主要原因，邮政管理高层有关人士给出的答案是：发行量过大，对市场需求的判断有误，比如1997年面值50元的香港回归金箔小型张，发行时认为市场需求量很大，印了2000万张，面值就10个亿，结果市场在重压之下崩盘了。此番表态，有邮人叫好，但更多的邮人是质疑。究竟为何发行大量邮票？邮票发行量到底依据什么？邮市低迷的根本原因何在？现在就听听几位专家的分析 。
苏慎余：滥发邮品是重要原因。
在邮市经常会碰到一些学生，一次性就买1千张5.4元面值的打折小型张，他们将这些邮票转卖给同学贴信，从中赚取差价；在某些县级邮局，有一个怪现象：你要寄信，就一定得贴这个邮局盖章的邮票。这种做法绝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而在前几年，某省邮政公司竟然开着邮政车到其他省份的邮市出货。这三个现象说明了三个事实：打折票的泛滥成灾、邮政信函业务的减收和集邮公司的违规放货。最近，邮政管理层的有关人士将这一切都归罪于邮票发行政策的失误。而之所以发行那么多，也都是利益的驱动。
2002年初，国家邮政宣布行业赢利6千万。从哪里弄来6000万？就从邮票。2001年末的时候，邮政一算账，经营任务没有完成，立刻于12月29日发行《青藏铁路开工纪念》小型张，发行量1450万枚，面值8元，总价值1.16亿元，邮政就从这1.16亿元中顺利完成了“扭亏为赢”的目标。可是青藏铁路早在1984年就开工了，2001年为什么纪念青藏铁路开工？纪念开工17年？为了圈钱，连块遮羞布都不要了。再比如，1998年发行了4种小型张，发行量为1亿左右，平均每种是3000多万枚。1999年，减少了发行量，但每一种还是有2000多万枚。就算是号称有2000万的集邮者，也分不了这么多的邮票。更何况真正执着的集邮者顶多就10万。
邮票发多了，邮政相关部门也不怕，因为多了可以一销了之，这是邮政惯用的伎俩。此次销毁30亿枚库存邮票，可谓动了大气力。可这个数字只占到1992年至2001年邮票发行总量的10％左右。如果说10％是30亿枚，那意味着社会上还有270亿枚，平均下来，每年社会上留存的就有2.7亿枚。这么多的邮票卖给谁？再说销毁什么品种，每种销毁多少，都没有公布。现在邮市上此类货源成捆成箱买卖的也有，这叫集邮者怎么信任管理层呢？真正的销毁应该是邮政将打折邮品收回销毁，这才是实质性的利好。
归根到底，邮品的发行量应该由市场决定。如果违背市场规律，后果就只能是泛滥成灾的打折邮品、集邮者和投资者的埋怨、邮市的低迷，而且还会殃及自身的信函业务。以2002年为例，邮政函件业务量增长率为22％，而邮政函件业务收入只增长了8.54％，其余13.46％的业务收入，让打折票占了主角，邮政部门喝下了自酿的苦酒。
陈立平：权钱只能选其一。
像电力、银行这样的垄断行业，如果一方面执行政府职能，一方面又做经营，这种政企不分的状况就必然会产生很多矛盾和问题。
首先，作为一个政府部门而言，它的导向是服务，是非赢利性的；而作为一个企业，它的导向是利润。如果政府将其属下的企业放开了，这意味着资本放开了，那么政府将很难控制住。毕竟两者的意识导向存在很大差异。
其次，政府部门属下的企业，准确地说应该叫国家经营的企业，由于没有竞争，所以其经营理念经常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很少考虑到市场和消费者的需要，其公众服务意识和经营意识也很差，从而影响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这类企业往往在推出一个新产品时，由于没有事先做市场调查，没有了解消费者的需要，也没有想到怎样节约成本等问题，所以这种没有计划的生产就极可能造成产品供过于求的状况。结果大众不喜欢的东西就拼命生产，卖不出去了就只有浪费掉。这种浪费包括了原材料、生产工人的劳力等等。
再次，作为一个企业而言，赢利无可厚非，但也要讲究企业道德和经营水平，起码要遵守法律，要维护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不能为了赚钱，就宁可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甚至舍弃自己行业的规范，最终伤害的还是自己。而企业文化、企业道德也正是目前垄断企业所缺乏的。
宋 琛：邮政垄断造成邮市崩溃。
邮政垄断行为比比皆是。如新邮预订，货都没看到就得先交一年的钱，还不能退钱。而且还搞“短腿”，预定户得通过摇号才能获得该种邮品。这就是霸王条款。电信也有霸王条款，但至少买个手机也是先看到货再付钱。再比如寄信，有些县级邮局干脆把平信邮筒都封了，你得在邮局买邮票贴信。还有结算的不公平。2002年之前，邮政部门给各地集邮公司的结算价格仅为邮票面值的5％，这就意味着一张面值1元钱的邮票，集邮公司6分钱卖出去都有20％的毛利。上面压下来的经营任务那么重，你说他不来个邮票大甩卖怎么办？市场上怎么可能杜绝打折票？邮政的这些霸王举措“抢”了消费者的利益，“抢”了消费者的权利，甚至不惜违反了邮政法，对自己而言，其实也是饮鸩止渴。但是在失去了集邮大众和投资者的信任后，再想争取回来就难了，邮市低迷也就理所当然了。
是否应该“问责”？
去年“非典”肆虐以来，短短一年多时间，问责风暴几乎席卷了全中国。同样，一些邮人也纷纷提出：打折票的长期存在，集邮人口的锐减、邮商套牢，邮市的低迷，也应该有人承担责任。那么究竟是否要“问责”？如果要问，问谁的“责”？责任方又怎样“负责”呢？
苏慎余：邮政管理层要承担责任。
这次，邮政管理层承认自己邮票印多了，于是6月25日中国邮政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销毁举措“登台”。但销毁不能一销了之，要承担责任。
邮政“一把火”毁了30亿枚邮票，足足有300吨。可这些用来印制邮票的纸张都是高级纸张，是有成本的，这笔账总该算算吧！更何况每一张邮票中，有邮票设计家的心血，有印制邮票耗费的人力、财力，还有邮票库存的费用等等，这些费用难道就能一笔勾销？如今任何一个有责任的政府部门都应该为自己的过失承担责任。
陈立平：关键还是体制弊端。
邮市低迷，打折票泛滥，集邮者、邮商利益受损，不是“问责”就能根本解决的。因为这不是哪个人、哪个部门造成的，而是整个行业体制的恶果。当然邮政也要承担责任，问谁的责？要问监管部门的“责”。正是监管部门的“缺位”，才使其手下顶风违规，造成邮市惨淡的下场。但这种责任的追究又不像上市公司或企业那样，由于没有达到经济考核指标，或者出现了重大的投资失误，就可以直接追究具体某些人某些部门的责任。毕竟十多年里，邮政局长也换了好几届了，要具体问哪个官员的“责”，有些困难。所以，要“治本”还得监管部门引以为戒，下功夫痛改体制。
宋 琛：要“问”一级市场的“责”。
正是一级市场的垄断才造成了二级市场的崩溃，所以一级市场要承担责任。怎样负责？这就需要一级市场拿出切切实实的改革方案，必须认清它与二级市场的关系，不要分什么纪特邮票和普通邮票，也不要搞全额预定，邮票都在邮政窗口出售。否则，发行部门吃了发行这块肉还想吃市场运作这块肉，就吃得太多了。这就像你既发行人民币，又跑到外汇市场炒作，行不行？肯定不行。邮票也是同样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