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于投资而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将是在盈利基础已下降的情况下投资者愿意给出的估值乘数。例如按滞后市盈率(trailing P/E)计算，目前标准普尔500指数市盈率为13倍。如果盈利再下降15%到20%的话，市盈率将升至15倍左右。在“正常”情况下，这一市盈率水平较为公允(甚至还可以再高一些)。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例如当前仍在演变中的环境下)，这一市盈率水平可能无法提高(甚至可能过高)。
2.政策变化
政策变化可能给投资者看法与风险承受力带来实质性差异。不过几乎毫无争议的是，目前美国、英国与欧洲银行系统正处于失调状态。虽然这些国家的央行拥有5000亿美元以上的流动资金，但当银行间无法互相贷款时，用“失调”一词来概括也是合理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美国财政部计划及相关政策提议获批之后，资本市场是否会在风险溢价的带动下步入复苏(尽管未来盈利可能恶化)？
诚然美国财政部计划中的一些内容的确值得称道，但这一计划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要想起到“万能药”的效果，其所需要的努力显然超出当前政治活动所能提供的解决范围。不过美国财政部计划及其他一些措施(例如，会计惯例改变将对资产减记起到些许缓和作用)将使银行系统内资本枯竭进程放缓。
目前市场缺少的是对银行负债结构的信心。对于资金可能耗尽的担心促使各银行积累流动资金而不是彼此借贷(当然情况通常如此)。这一点可从国债欧元存款息差(Treasury-Eurodollar deposits spreads)及伦敦同业拆借利率隔夜指数掉期利率息差(LIBOR-OIS spreads)急剧扩大中得到验证。
为应对这些压力，相关政策已经开始转变。例如，爱尔兰政府为其银行流动性提供2年期的担保便是一个大胆(或许有争议)的决定。美国财政部计划也包括了诸如将一年期存款保险上限由10万美元上调至25万美元等措施。目前有证据表明，欧洲其他国家也在朝类似方向前进。
银行系统负债逐步恢复正常再加上资本减记压力减少等因素应会对风险资产发展态势产生积极影响。
那么未来会如何发展？不断恶化的商业经济是否会对应对政策环境(或其他解决方式)造成破坏？
短期而言，政策行动将使股票与信贷市场出现些许复苏。因此近期投资者可增加股票配置比例(当然美国众议院首次对救市方案投反对票出乎意料以外)。
不过作为周期性投资而言，忽视整体企业盈利下滑及银行业盈利因全球衰退而面临额外压力等不利因素视将是错误的。全球经济下滑也不会被积极复苏所取代，至少短期内如此。对于多数发达经济体而言，衰退才刚开始，底部远未出现。金融和家庭领域内的“去杠杆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而这也是未来“正常化”复苏将要面临的主要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