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徐州汉代钱币在两汉文化中的作用

17-02-15 15:27:22 中国集币在线 发表评论

  徐州是汉文化的发祥地,是西汉高祖皇帝刘邦的故乡和发迹之地,对这块风水宝地,两汉历代统治者都异常重视。刘邦称帝的翌年(前201年),即封其弟刘交为楚王谥号楚元王,传八代。第八代楚王刘延寿时,因与广陵王胥谋反被诛除国,历时132年。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迁其子定陶王刘嚣事楚,再传四代,王莽时绝,历时59年。西汉一朝,楚王两传十二代。汉朝有制,封王死葬封地。十二代楚王应有十二处陵墓其位置当在徐州附近。近年来,通过文物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已调查和发掘了八代楚王的陵墓,为探讨西汉楚国的历史积累了殷实的实物资料。除诸侯王陵外,汉代的先民们在徐州这块广袤的地域上还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存。时至今日在徐州已发掘的汉墓中,仅从出土文物的数量上来看:首当其冲要数汉代钱币,无论墓葬大小,是否被盗掘几乎都有钱币发现,而半两钱和五铢钱可谓是数不胜数。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它映照着当时社会的真实。钱币研究可谓是博大精深,在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我国美术史上都有着特殊的魅力,对研究两汉文化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徐州出土的汉代钱币的分析,探究其在两汉文化研究中的作用。由于笔者才疏学浅,不妥之处还请方家斧正。

  一、徐州两汉墓葬出土钱币概况

  1、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发掘于1995年,在徐州所有的墓葬中是出土钱币 最多的。计有17600余枚。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全国汉墓中出土钱币最多的。“所有铜钱85%为榆荚半两,余为四铢半两,其形制有大有小、厚薄不均,钱文字形各异。钱穿大小不一,如果分型分式,多达百种以上。”另外还有少数偶的秦半两。对于该墓出土的钱币,由于大部分形制太小,而且不像流通使用过的,部分学者认为其属于冥币,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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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出土的窖藏汉代钱币

  2、铜山区茅村北洞山楚王陵:该墓发掘于1986年秋天,共出土钱币有400余斤(一说有500余斤),约有50000余枚。这在当时是我国汉墓中出土钱币最多的。钱文都为半两,包括秦半两、吕后八铢半两、文帝四铢半两和汉武帝四铢半两。该墓出土的钱币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4式。同徐州狮子山楚王陵一样,该木业出土了很大一部分转为楚王陪葬用而直接铸造的冥币。(另在1955年在该墓所在的洞山村曾出土一方铜质半两钱范,经研究确定为四铢半两阴文传型、范长18厘米,上宽11.7厘米,可同时铸钱28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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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汉墓中出土的“半两”钱币拓片

  3、鼓楼区龟山楚王陵:该墓于1974年发掘。共出土圆形金饼(麟趾金)二件,饼的一面凹,钱径6.2厘米,而 墓主人为刘注,根据《汉书》记载他薨于汉武帝元鼎二年,而该墓上距汉武帝初铸五铢仅有两年的时间,这种有纪年的墓葬为我们对西汉早期五铢的鉴定提供了确凿的标准样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在其周围墓葬中出土了830枚五铢,重3克,应属于汉武帝时代的三官五铢。

  4、驮蓝山楚王墓:该墓出土了数以百计的陶金饼,可分大小两种,均呈球面截体,平底,正面布满环绕的涡纹,此陶饼显系仿制汉初楚国的金饼形式,与第六代楚王刘注的龟山楚王墓所出的金饼并无二制。用陶金饼进行陪葬显然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冥币。

  5、卧牛山楚王墓:曾出土100余枚“大泉五十”和一枚“大布黄千”,这两种钱币均为王莽时期的铸币。

  6、土山东汉彭城王墓:该墓出土了一些“大泉五十”和“五铢”钱币。

  7、徐州市铜山县潘塘东汉墓:1973年该墓出土了东汉“五铢”钱数枚。

  8、徐州市贾汪区青山泉镇白集东汉画像石墓:1965年该墓出土东汉“剪边五铢”,钱体轻薄,铜质较差,极具东汉后期所铸钱币的的特征。

  9、在徐州及所辖的六县市,伴随着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于开山采石,还发现了难以数计的大大小小的两汉墓葬,而在所发现的墓葬中几乎都有汉代钱币的出土。尤其是以“半两”钱和“五铢”钱居多,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分钱币大多数都散落在民间。幸运的是还有一部分散落在我们钱币收藏者手中,为我们研究汉代钱币提供了实物佐证。

   二、出土钱币有助于徐州汉代墓葬的考古断代与分期。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确切地说是从使用钱币的商代开始的。而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榆荚钱为 汉高祖刘邦所铸高帝二年(公元前201年),“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经学界各代达人的努力,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在撰成《洛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北京大学吴荣曾先生撰有《五铢钱与墓葬断代》一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颇有说服力。今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正是基于对钱币学的研究,我市的考古工作者对于徐州西汉诸侯王陵墓的排序才有了较大的突破。在史学界众所周知,徐州尽管发掘发现了八代楚王的陵墓,而有明确记载的只有两座王陵即第一代楚王山刘交墓和第六代楚王刘注的龟山汉墓,其他六座楚王陵墓葬的先后顺序以及墓主人是谁则为我们留下了历史疑云,因为他们都没有文字记载,而从出土的钱币恰恰为我们解决了这一难题。如龟山楚王陵与北洞山楚王陵究竟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正是利用钱币加以解决的。北洞山楚王陵随葬的铜钱,据估计总数原本应达十万枚以上,现存较完整的52640枚。其中,除1枚“两甾”钱和2枚“明月”钱外,均为“半两”钱。报告选择这批“半两”钱中比较完整的25410枚,先按钱径分型,再按钱文书体和制作精粗分式发表钱文拓片和照片近200枚,结合相关的考古发掘资料,对“半两”钱的沿革和分期进行前所未有的系统研究,从而为“半两”钱断代提供更为可靠的标尺。该墓出土的半两钱中,“屡见几乎未锈或少锈的样例”。化学分析告诉我们:其含锡量达15%以上,“这种情况在中原地区出土的半两钱中十分鲜见,而在楚地铸币中能经常见到”(。因而断定,这是“因为楚地相对锡产丰富”,“当主要为当地所铸” 周卫荣《徐州北洞山出土钱币分析》)。这是该墓发掘与研究的一大贡献。由于北洞山楚王陵没有发现纪年性文字资料,报告根据所出半两钱中有小部分属武帝半两,判定该墓的下葬年代为武帝铸行半两时期,即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18年之间。这段时间,因而推断此墓墓主为第五代楚安王刘道(公元前150-公元前129年)。第六代楚襄王刘注(公元前128-公元前117年),已因龟山2号墓出土:“陶制麟趾金”、五铢铜钱等,特别是“刘注”银印的出土得到确认,所以北洞山楚王陵墓要比小龟山楚王陵早。狮子山楚王陵和北洞山楚王陵一样,也是在没有发现纪年性文字资料年代的情况,该墓出土铜钱多达176000余枚,85%以上为榆荚“半两”,余为四铢“半两”。其形制有大小厚薄不等,钱文字型各异,钱穿大小不一。如果分型分式,多达百种以上。根据《汉书•食货志》载:“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孝长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又:“民用钱,郡县不同……钱文大乱”。西汉早期的铸钱状况,不仅有官铸,郡国铸钱,还有民家私铸,异常混乱。当时的吴国铸钱、煮盐,富甲天下。楚国殷富,自然也要铸钱,以便流通。因此,狮子山楚王陵中的铜钱可能是社会上流通的实用货币,也应有为殉葬专铸的冥钱。根据出土的半两钱判定下葬年代,下葬年代为“公元前175年至公元前154年”。以此来推断其墓主人:“狮子山墓的主人应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或第三代楚王刘戊。同样卧牛山楚王陵根据出土的“大泉五十”铜钱120枚,大布黄千1枚。可以断定该墓时间约在王莽时期。

  综上所述,出土钱币为徐州西汉王陵的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当然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而早期遗迹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因此,在晚期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秦半两、汉初榆荚半两、文帝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晚期的情况。笔者认为,各种钱币的实际行用时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钱币进行断代就有可能会拔高时代,造成断代失误。为此,须坚持两个原则:其一,在出土不同时代钱币的情况下,应以时代最晚材料作为断代标准;其二,钱币材料要与其他材料,如地层关系、墓葬形制、器物、碑志、铭文等等结合分析。须知,钱币材料仅是断代的一个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既要重视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过分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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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五铢

  三、出土钱币有助于研究徐州楚王国的历史兴衰

  徐州是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和发迹之地,他所开创的汉王朝具有绵延400多年的历史。汉代是一个 崇 尚厚 葬 的时代,据汉代王府的《潜夫论》记载:“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 ,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橘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 ,广种松柏,庐舍祠堂 ,崇侈上僭”¨。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 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 的一 面窗 口。在汉代的中国 ,人们在“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 ”的观念支下 ,不管高下贫富 ,人们都要往墓 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一点在徐州大地上星罗棋布的两汉墓葬中几乎都有汉代钱币的出土就是最好的佐证。出土汉钱最多的西汉的诸侯王墓,如 狮子山楚王陵仅出土铜钱176000余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陵墓内出土近10万枚半两钱,有些未经使用就随葬了;包括铸钱的“钱范”同时出土,这充分反映了当时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印证了西汉楚王国从弱到强的历史变迁。诚然作为晚期的西汉楚王墓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原因,王国的综合实力远非汉武帝以前的楚国,地域缩小,实力下降,这在徐州卧牛山汉墓得以证明,卧牛山汉墓墓主身份尽管贵为楚王而出土钱币仅仅只有“大泉五十”铜钱120枚,大布黄千1枚,这与徐州已经发掘的王陵规模如出一辙,根据《徐州文物考古文集1》(为徐州博物馆文物与考古研究文集一):“徐州楚王墓在各个时期的建筑结构和建造规模上,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早、中、晚三期较为明显的发展演变规律。早期为汉初至文、景帝时期,其总体特征表现为:“同茔异冢”即楚王与王后墓分葬于同一陵园的两座山体之中;墓葬形制为中轴线式的前堂、后室结构,墓门外部建筑宏伟,墓道长而宽敞,气势恢宏。中期为武帝至西汉晚期。由于武帝时汉朝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这一时期的楚王岩洞墓葬在布局和形制结构上均发生了重大演变。首先表现为“同冢异穴”,即楚王与王后的陵墓建在同一座山体下,而分凿出两个靠近的墓室。其次是陵墓的建筑规模逐渐变小,墓葬为非轴线式布局,其外部结构较为简单,墓道单重,短而窄,末端呈喇叭口式内收,墓门宽1米比前期缩小了近一半,甬道变得十分狭长,而墓内空间增大,墓室一般以大厅为中心呈不对称的错落式分布,宽敞的墓室中部出现了特有的擎天石柱筑结构。武帝时期的楚王墓尚有一定的规模,但随着王国权势和国力的逐步减弱,至西汉晚期建造规模日益缩小,特别是王后陵墓已十分微小,完全处于一种从属地位。晚期楚王墓为西汉末期,以卧牛山汉墓为代表。随着西汉晚期楚王国政治地位和综合国力的进一步萎缩,此时的楚王岩洞墓已走向衰落,其墓葬形制基本沿袭了中期楚王岩洞墓的一些特征,但与之相比规模更小,墓道外部入口处仅宽2米,整条墓道完全为外宽内窄的嗽叭口状,墓室的数量、功能与结构也更为简单,仅有一主、一侧两间墓室和一耳室。所以徐州汉代墓葬规模的大小,与出土钱币的多少一样都可以论证当时西汉楚王国的历史。

  四、出土钱币有助于研究汉代钱币的历史变迁

  徐州两汉墓葬出土的大量钱币,仅从西汉钱币在形制上我们就可以发现:从汉高祖刘邦的“榆荚钱、吕后的“八铢半两钱”、汉文帝“四铢半两钱”、到汉武帝的“麟趾金”、“三铢半两”直到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五铢钱”等。它们都充分印证了西汉前期封建王朝的币制改革的历史。据《史记.食货志》:“汉承秦制,高祖时“秦半两”继续使用。汉高祖刘邦五年(公元前202年),汉定币制,“黄金以斤为名”,又“铸荚钱”。汉初战事频繁,经济凋敝,铜源缺乏,因而高祖灭秦后托“秦钱重”,不便使用,更令民铸荚钱。这就是榆荚“半两钱”。当时没有明令规定铸钱的标准,所以,各地所铸“半两钱”很不一致。钱文虽为“半两”,实际重量不足—铢。吕后二年(公元前1 8 6年),汉整顿币制,“行八铢”半两钱。但实际情况愈来愈严重,汉政府也确实没有力量能够将混乱的币制统一起来,于是在吕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公开铸行“五分饯”(即荚钱)。这种钱只是十二铢“半两’的五分之一,但钱文仍用“半两”。汉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在经济稍有发展情况下,于文帝五年(公元前1 7 5年),“更铸四铢钱”,钱文曰“半两”,“除盗铸令”使民得自铸,故有“吴邓钱布天下”之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这是继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铢”钱后的又一次改革。史书记载:建元元年“行三铢”钱。钱文为“三铢”二字,有内外廓。后又于建元五年“罢三铢钱”,复行有廓的四铢“半两钱”。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更铸“三铢”,“盗铸者,罪皆死”。此时汉政权已意识到私铸钱对政府严重威胁,所以明令不得私铸,但贪财的人还是冒风险而行的。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罢三铢,更铸五铢”。到此“半两钱”结束了它长达二百一十八年之久的流通,经历了战国、秦、汉时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所以,笔者认为钱币不仅是一种流通手段和媒介,它更是无言的历史。它与史书相印证和互补,反映着历史的真实,见证着社会的变迁。

作者:陈曦    陈开成

来源:《中国钱币界》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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