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钱谁为先

　　清代咸丰年间，内忧外患，为缓解财政危机，清政府开铸大钱。咸丰大钱以其铸造精良、种类繁多、版别复杂等特色吸引了众多钱币收藏者和研究者的目光。也许很多钱币收藏者没有想到，其实在咸丰朝开铸大钱以前的道光年间，新疆地区即已开铸大钱，此为后来咸丰朝广铸大钱的先声。
　　清代开铸大钱始于何时，不见于史籍记载。《中国古钱谱》、《古钱大辞典》、《简明钱币辞典》等钱币书籍收录有“顺治通宝”背“十•一两”以及康熙、乾隆、嘉庆、道光等年号大铜钱，有人据此认为清朝自入关起即开始铸造大钱。但近年有学者考证，认为清朝自顺治至嘉庆年间都没有铸造小平钱以上的大铜钱，这些存世的所谓顺治、康熙等年号大钱均为臆造品。因此，清代早期开铸大钱之事令人怀疑。
　　乾隆年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大小和卓叛乱，在新疆设立铸钱局，销毁旧普尔钱改铸“乾隆通宝”红钱。为照顾南疆回民的使用习惯，规定新疆红钱与内地制钱的兑换比值为1：5，即一枚红钱当五枚内地制钱使用。但当时铸造的红钱面值都是一样的，均为小平钱，并未出现小平以上的大面值红钱。因此，虽然规定有1：5的兑换比值，但这仅是两种货币（新疆红钱与内地制钱）之间的兑换关系，当时同一种货币（新疆红钱）之间并不存在“母子相权”的比值关系，此时铸造的新疆红钱似乎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大钱。
　　清代见于史籍记载并有实物存世的大钱，以道光八年（1828年）新疆阿克苏钱局铸造的“道光通宝”背“八年•十”大钱为最早。它是平定张格尔叛乱的产物。张格尔是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长期流亡中亚浩罕汗国从事分裂活动。道光六年(1826年)七月，张格尔第三次作乱，煽动白山派信徒攻破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等南疆西四城，全国震动。为平定张格尔叛乱，清政府任命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调集大军平叛。经过近两年的围剿，于道光八年(1828年)初生擒张格尔，押送北京处死，平定了叛乱。
　　当初，为平定叛乱，清政府先后调集了三万六千多人的平叛大军。这些将士多来自内地，携带军饷多为白银，平叛大军云集在阿克苏，致使当地白银过剩，银钱比值大幅波动，“银贱钱贵”。当地嘉庆至道光初年一两白银可兑换红钱二百五十至二百六十文，至道光七年一两白银只兑换八十至一百文红钱。大军撤走后，“银贱钱贵”现象依旧，“食用因之增昂，兵民甚属拮据”。为解决银贱钱贵的“钱荒”问题，清政府钦差大臣、直隶总督那彦成经过实地考察，于道光八年（1828年）三月提出了发行大面值货币的建议，即在原小平红钱（当五）之外，另铸折二型红钱（当十）。“所铸钱文，模式围圆，较当五钱加宽一线，背面各添铸‘五’字、‘十’字，以志区别。按银一两合钱一百一十文，……即可照数少调内地经费”。获得道光皇帝批准。
　　那彦成遂于当年在阿克苏钱局试铸了“当五”、“当十”钱。正面“道光通宝”四汉字，背穿孔左右为满、维文“阿克苏”，穿上下有“八年•五”、“八年•十”字样，既纪年又纪值，这是清代铸币史上的一大创举（如图）。“当五”即指一枚红钱当五枚制钱，这原本就是红钱与制钱的兑换比值，所以“当五”钱实际为小平红钱。“当十”是指一枚红钱当十枚制钱，相当于当两枚小平红钱，即为折二红钱，它是清代最早铸造的大钱。
 　　“道光通宝”背“八年•五”、 “八年•十”钱的铸造，增加了市场货币流通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疆的“钱荒”。“道光通宝”背“八年•十”钱开创了清代铸造“当十”大钱的先例，成为了后来主张铸行大钱者的重要依据，更是后世咸丰朝广铸大钱的滥觞，其影响可谓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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