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稿刊载于《钱币》报2014年10月上旬，如需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于《钱币》报，转载于中国集币在线(http://www.jibi.net/)，谢谢！
“三铢钱”是西汉武帝第一次直接以“铢”重入钱文的方孔圆钱的一次大变革，也是西汉钱币中存世较稀的一种，虽然只是昙花一现，却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但由于史籍上对三铢钱始铸时间的表述相隔21年，导致近年来在钱币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议。因三铢钱的始铸时间问题关系到西汉真正统一“五铢钱”之前的货币制度背景及其特点，笔者通过对所藏5枚三铢钱创见品以及出土资料的分析研究认为：三铢钱的始铸时间应为西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而非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罢四铢半两，以“铢”重入钱文的三铢钱，这是方孔圆钱具有特定时代意义的一次大变革。
一、史籍对始铸三铢钱的不同记载及其争议。
因史籍上对三铢钱的始铸时间自相矛盾，导致出现了两种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两种观点：一种以彭信威、蒋若是为代表的“建元元年说”，源于《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春，行三铢钱，”唐代诂学家颜师古《汉书注》：“新坏四铢钱造此钱，重如其文”；一种以王献唐为代表首次提出的“元狩四年始铸说”，出自《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然现泉友使用较多的华光普《中国古钱大集》（甲本）第175页“三铢”备注（1）中竭力对“元狩说”予以肯定：“而实际上应当是：汉武帝元狩四年销半两钱，更铸三铢。欲发行轻钱以弥补国用不足。……是此方符合中国货币演变历程和历代币制‘先重后轻’之一般规律”。笔者认为华先生所云，忽略了汉初特定历史政治经济背景下事物矛盾发展的特殊性。
二、对“先重后轻之一般规律“的看法。
对于三铢钱始铸时间史籍自相矛盾的记载以及所谓“先重后轻之一般规律”的问题，笔者认为要作具体研究分析判断。首先，需了解《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的成因。据马文作《二十四史》之《汉书概论》第48—49页介绍（2），“《汉书·食货志》在《史记·平准书》的基础上作了相当大的增补和调整，《平准书》以汉代前期经济为叙述范围，但《食货志》只补充了秦以前和武帝以后的史实。”这就是说《汉书·食货志》是照搬了《史记》中对汉代前期经济的叙述，重点叙述的是武帝以后的史实，这就使得昙花一现的三铢钱始铸时间的准确考证形成了一个空挡。但《汉书·武帝纪》却详细地说明是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铢钱”，因而三铢钱元狩四年始铸的记载，是不可信的。其次，需综合分析西汉初年的货币制度。汉初经过楚汉战争，民生凋敝，铜源匮乏，生产力水平低下，在社会经济亟待恢复的同时，商品经济又在迅速发展，显然以少而重的秦钱是不能满足当时货币流通需要的。汉高祖刘邦便制定了“使民放铸”即官民都可以铸钱的货币政策，导致从汉高祖元年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206年—前118年）的80余年间，币制极不稳定，多次变更。而曾先后铸行的榆荚钱、五分钱、四铢半两等，虽仍以“半两”为名，但钱的名义含量与币材重量已经脱离实际，名不符实。很显然，以所谓“中国货币之演变历程和历代币制‘先重后轻’之一般规律”，来研判汉初的货币制度，是不合适宜的。再则，实物重量反映三铢与四铢半两钱没有“先重后轻”的关系。按现所见三铢钱径一般22—25mm，穿8mm，重1.8—2.2克，与颜师古注“重如其文”三铢重量相符；而以陕西西安窦太后陵陪葬坑、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3），墓1、墓2以及刘癖墓等出土的“两”字内写作“十”字的武帝特征“四铢半两”，钱径一般21—23mm，穿宽7—9mm，重约2克（4）。二者对比只有钱名不同，重量基本相同。因此，华先生对王献唐《中国古代货币通史》中对三铢钱考证的评价“论据充分，佐料确凿，足令人信服”，是站不住脚的。
三、以“铢”重入钱文特定意义的大变革。
吉林大学考古系知名教授李如森《中国古代铸币》第145页云：“罢原先纪重钱文‘半两’，而更铸‘三铢’钱直接以铢重入钱文，这是方孔圜钱的一次大变革”（5），这才是武帝铸“三铢”钱的特定历史意义。
1、三铢钱是收回铸币权的标志。古今对三铢钱始铸时间的错乱，主要源于其背后的两大历史背景：一是景帝刘启后元三年（公元前154年）的吴楚“七国之乱”，势必使中国又回到战国时代的割据局面；二是武帝对匈奴长达15年的战争。前者涉及到西汉政权的根基，后者则属于“马邑之谋”引发的报复性事件（6）。然而，足以使武帝实行以“铢”重入钱文方孔圆钱大变革的，并非“元狩始铸说”者那么简单“欲发行轻钱弥补国用不足”的问题。“吴楚七国”之所以“乱”，其根本原因在于汉代“使民放铸”的货币制度。汉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年）新铸“四铢半两”法钱时，废除吕后时的“盗铸钱令”，复高祖放民私自铸钱。是时，文帝赐宠臣邓通蜀严道铜山（今四川荥经县）自铸钱，后又赐握有军政大权的吴王刘濞“即山铸钱”，当时就受到贾谊的反对，他的意见却没有被文帝采纳。刘濞铸钱“富埒天下”后（邓、刘等铸钱可与官铸钱媲美），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终于借势起兵反叛，汉朝的半壁河山全部陷入叛军掌握之中，而刘濞却并没有因景帝的妥协而停止行动，他坦白地说：“我自己要当皇帝”，中国几乎回到战国时代的割据局面，幸而景帝明智地任用大将周亚夫，才很快地平息这场叛乱。此事件《汉书·食货志》有明确记载：“上不听。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因此，“七国之乱”的根源是“使民放铸”。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吸取吴楚七国之乱的教训，收回四铢半两铸币权为官府所有。但由于其前后市面上大量流通的“四铢半两”钱，鱼目混珠，景帝的儿子武帝刘彻继位后，便改铸具有官铸标志性的“三铢”钱。三铢钱“铢”之“金”字旁下身从“王”，且“王”字大“朱”字小，便是其标志性特征所在，也是辨伪标记。
2、三铢钱是“名”与“实”的统一。武帝在景帝收回官铸铸币权后，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到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最终以五铢钱统一货币的二十七间，加紧开展了六次币制改革，三铢钱便是武帝进行的首次改革，其主要内容是以“铢”重入钱文，实行钱币名称与实际重量的统一。汉初的钱币，史籍上记载的只有吕后的八铢“半两”和“三铢”钱是名符其实的，而以官铸三铢钱并实行市场上“称钱衡”制度，便于民众识别和接受民众监督，这在汉初货币中还是第一次，也是汉武帝此次币制改革的重要举措。笔者收藏的这5枚重于三铢的创建品“法钱”，则是对其此次币制改革史料的补充。这5枚三铢钱由笔者同时在我国西南地区一人之手购得，均为熟坑钱，尽管其锈色相似但层次不同，流通磨损缺陷也不一样，字口间还残存有土锈，应为批次出土品；其钱文“铢”之字“金”写法为头顶“△”形下四横书“王”，其书写版式可见宋志强《中国古钱币库》第138页拓图（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属真品无疑。通过对这5枚“超重”钱币总量的分析研究，发现其是称重8枚三铢钱的法钱。这5枚三铢钱直径在22.55mm至23.38mm之间，其穿径比较一致为8.50mm，重量分别为：（图1）重2.94克、（图2）重2.98克、（图3）重3.09克、（图4）重3.36克、（图5）重3.72克。计其总重量为16.09克，相当于汉代一两的重量，即为8枚三铢钱重量的总和，与山东莱芜发现的铸钱遗址及各地出土的实物来看，三铢钱枚重一般为2—2.1克，基本皆合汉制三铢之重（7），相当吻合，说明这5枚三铢钱为官方发行的供市场上“称钱衡”使用的法钱。
3、以“铢”重入钱文是五铢钱的铺垫。三铢钱自建元元年始铸后，由于其钱轻，很容易造成“盗铸”，且武帝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为准备对匈奴的战争，所铸“半两”重四铢，实际减重后又称“三分钱”，从三铢钱铸行仅四年左右，出土及传世很少，得知它所承担的社会流通功能有限，所以《汉书·武帝纪》：“（建元）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8），这进一步说明三铢钱并非“欲发行轻钱以弥补国用不足”。而实际上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军费来源，除“行半两”钱外，是因富室豪门“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武帝采纳张汤的建议，所造以法令强制推行的银锡合金“白金三品”及皮币大额虚币，因“民不宝用”，一年多后废止（9）。尽管如此，三铢钱以“铢”重入钱文的这次大变革，为武帝最终以上林三官五铢真正统一货币，其铺垫地位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如三官五铢所采取的以“铢”重入钱文、由官炉统一铸造、设“三官”审查成色、“重如其文”、五铢钱上铸内外廓（面无内廓）等彻底统一货币的措施，都有可寻的三铢钱烙印。
备注：
（1）、华光普：《中国古钱大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
（2）、马文作：《二十四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
（3）、朱活：《谈银雀山汉墓出土的货币》，《文物》，1978年5月。
（4）、吴镇烽：《半两钱及其相关问题》，《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
（5）、李如森：《中国古代铸币》，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
（6）、柏扬：《中国人史纲》，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12月。
（7）（8）（9）、唐石父：《中国古钱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