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急跌，是因为资金缺血。而在资金紧张之时，央行再次出台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达到1988年之后的最高点，市场更如惊弓之鸟。

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13.5%已现肃杀之气，中国1988年通胀率达到18.5%时存款准备金率也只有13%，这说明政府对于通胀与经济过热非常担忧。存款准备金率与股市只有间接关系，没有什么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会打压股市。问题在于市场心态，通常存款准备金率上升到如此高点，说明有其他紧缩政策蕴酿潜行，才会造成此后伴随物价下跌的经济急挫状态。在投资者惊惶无措之际，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20年高点，不能不带来继续紧缩的预期，其心理层面的影响无庸置疑。

目前这一轮动用半市场半行政的资金管制手段为牛市挤泡，究其因是两大现实威胁：一是香港市场联系汇率受到国际国内资金的威胁，使决策层认识到，资本市场的急剧上涨会使人民币升值压力在短时间内增加到无法承受的地步，会让中国经济在急剧升温之后急剧降温；二是中国企业面临国际竞争压力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大做强，以房地产业为例，虽然融资额不少，但是5.6万家的房地产公司使得房地产各守一隅加剧竞争，因此借助资本市场由政府把关筛选出具有竞争力的世界房地产公司，就是一条做大的捷径，工商银行、中国船舶等莫不如此。回溯以往，中国企业做大多由行政垄断或者资本市场兼并而来。

中国资本市场就此陷入悖论，为了迅速壮大中国企业，为了让中国企业有足够的财力走出去，必须做大中国资本市场，但中国资本市场过大，又会引来国际资金围猎，造成中国货币与资本市场的背动局面。怎么办？

答案就在于泡沫的生成与去除。我们以后将看到一种常态管理，即在短期做大资本市场后，又用中国独有的方法挤除泡沫，在做大与泡沫之间轮回。6000点肯定不是顶，5000点也未必是底，一切看大资本的意思。

此次所谓用市场方式挤泡在本质上仍然是行政式的，最典型的表现是不审批基金，与老基金停止申购，相当于行政之手直接干预货币走向，使基金的市场行为在高度操纵之下，流向股市的资金戛然而止。并且，央企分拆上市、整体上市都在一念之间，如中铁二局的股价会因为一个并购消息而跌入尘埃。

中国股市下挫达到了为香港资本市场与联系汇率解围的目的，同时一些先期上市的央企也融到了巨资足以让他们趁风远航，已经达到了本轮牛市的第一个战略目标，而现在下跌是为了明年冲高，以便实现牛市的第二个目标，即让中国资本市场成为更加开放的资本市场，使中国的资源问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妥善解决，与中国内需市场协同前进，才可以去掉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心头大患。

这样的路径并没有错，但我怀疑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是否能够成功。用轮回式的挤泡法与生泡法，将失去市场的信任，同时将失去中产阶层的根基。泡沫产生原因很简单，在企业赢利增加的同时用新会计法使企业赢利暴涨，继续实行资本项目管制由政府或者政府控制的企业掌握主要资金，形成对某种概念比如整体上市的预期，不开辟过多的投资渠道，使资金在风险极大的房地产、股市之间来回穿梭，目前黄金、债券、汇市等渠道并非主流。挤泡同样如此，只要卡住资金源头，动用财税政策，或者暂时中止市场预期即可，受损害的是购入基金与股票的城镇中产阶层。一次人为制造的大熊市就会使失去一次信任，养成一批整天察主力之言观主力之色的投机分子，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还将继续成为投机者乐园。

让国际投资者与中国投资者共风雨只是一厢情愿。此次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中国本应成为国际资本的避险地，但中国的挤泡行动使国际资金还有一些内地“赶集”的资金梦断A股与H股市场，同时受无妄之灾的是一些糊里糊涂的中小股民。国际资金确实挨了一棍，但从整体而言，国外投资者由于拥有补足的避险工具，风险比内地投资者要小得多。上周四，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基金公司ProFunds Group推出卖空中国股指的基金，这只是对冲的一个手段，在看多中国企业担心股指波动的情况下买入中国股票而卖空股指，可以使美国投资者减少风险，而这样的对冲手段从上世纪80年代发明至今，国际投资银行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沽空美元买入石油就是他们的杰作。虽然美国投资者仍然看好中国经济的成长性，但他们发明了避险工具，相比之下，我们的投资者相当于肉博战，没有任何避险工具可以选择。

实现国家战略与保护股民利益没有根本冲突，也没有必要制造出什么冲突，政府有必要兼顾两者，以市场的手段对待市场，给予投资者更多的投资和避险选择，这样才能在夯实市场基础的同时，做强中国企业。如果以为普通股民与央企之间只能是零和博弈，这样的冷战思维实在是大错特错。中国的银行、企业失去国内市场底气，失去国内主流消费群体的支持，在海外孤帆远影，真的会使中国经济战略大功告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