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对美国不遗余力地救助“两房”，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不久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美国政府对“两房”的拟议援助，将导致风险社会化，其中蕴含着长期的道德风险。“基本经济规律认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金融市场中的那些机构已经享用了一场奢华的盛宴，而政府现在正要求纳税人来负担一部分费用。我们应该干脆地说‘不’。”但就在今天，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发表文章称，只有国有化才能救“两房”。

　　两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观点，出现在同一个媒体，其实正说明了分歧。干预与否，何时干预，这不仅是经济学上的难题，也是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困惑。

　　事实上，自从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盛行以来，干预经济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一种做法。干预与否，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而非今天所独有。比如说，不久前对部分纺织品出口退税的调整，也被认为是一种救市。

　　就中国而言，救与不救，首先要明确的前提是，股市与楼市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是不是到了政府必须出手的时候？以楼市为例，房价到底降了没有？降了多少？楼市危机是否已经到了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程度？对这些问题要有切实的调查与定量定性分析。这显然是决定政策走向的一个前提。

　　因此笔者认为，政府现在应该做的是在充分听取各界意见的同时，做充分的定量分析，在效率与公平上寻找一个均衡点。这是所有决策的前提。

　　救市与否考验政府大智慧。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