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文献中有关楚国货币的记载甚少，涉及货币概念的，有春秋时与陶朱公同时代的楚王“封三钱之府”、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以为大”二事，都见于《史记》。近几十年来研究楚国货币或钱币的文章，一般都会引用这二条记载，作为立论依据。物以稀为贵，这原在情理之中。
    “楚王封三钱之府”，是司马迁在《越王勾践世家》里讲的一个故事。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功成身退，从事贸易而成巨富，改名陶朱公。陶朱公的次子在楚国杀人被捕，会被判处死刑，他的长子持重金去楚国营救。他按照父亲的指示找到楚王敬重的庄生，送上千金，庄生在面见楚王时，故意说星象不利于楚国，要实行“德政”才能免除灾难。于是“王乃使使者封三钱之府”。楚国的贵人见了，就告诉陶朱公的长子：大王每次大赦，都会封三钱之府。昨晚又封三钱之府，一定是马上就要大赦了。陶朱公长子得此消息，以为是自家的运气好，舍不得送出去的重金，就找庄生讨了回来。庄生很生气，到楚王面前说坏话，楚王于是先杀掉陶朱公的儿子，然后才大赦天下。
    司马迁这段文章，说是历史，其实更像小说。它讲的是一个阴谋事件，其中各方，陶朱公与他的家人、陶朱公长子与庄生、庄生与楚王之间，行为言语都是秘密的，不可能为他人所知，所以描绘的细节越多，可信度越低。这个问题可以先不去管，权当它是司马迁记录下的一个历史传说，我们要辨析的是“三钱之府”的含义：楚国的“三钱”是什么？“三钱之府”是做什么的？它与赦免罪犯有什么关联，为何楚国人看见“封三钱之府”，就知道即将大赦？
    对这些问题，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人都使用一组答案，即南朝宋裴骃的注释。
    对什么是“三钱”，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引用了东汉人贾逵和三国时人韦昭的说法：“贾逵曰：‘虞夏商周金币三等，或赤，或白，或黄。黄为上币，铜铁为下币。’韦昭曰：‘钱者，金币之名，所以贸买物，通财用也。’”裴骃曰：“楚之三钱，贾、韦之说近之。”他认为楚国的“三钱”就是赤、白、黄三种金属货币。这一说法到现代学者这里，就被理解成金、银和铜，并屡屡举为楚国使用过这三种金属货币的证据。
    但我们要对这一解释提出疑问。我国上古实行多元货币制度，同时流通着几种货币，“钱”是青铜铸币，而且是低值货币，从来都与其他货币并称，并未取得货币总称的地位。一直到汉代，货币体系中的“钱”，还只代表铜铸币，不能涵盖其他币种。如《史记?平准书》中著名的“太史公曰”，开章明义就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汉书?食货志》也说：“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可见，在汉代人眼里，秦统一之前，“钱”是“龟贝金钱刀布”六种货币中的一种；秦统一之后，“钱”是“金钱”两种货币中的一种。金、钱并称，不能互相指代。在金、钱之上有抽象货币概念，则是“币”与“货”，这也是“货币”一词的由来。
    而且将《平准书》与后人对“三钱之府”的注释对读，我们还发现，贾逵的注释完全来自这段“太史公曰”，并断章取义，中间偷换了概念。“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是对“金”的三种形态的具体说明，“黄白赤三品”是“金”的内容，作为整体与“钱”并列，而非“钱”的内容。贾逵将司马迁对“金”的说明移入“钱”的下面，是纯粹的误读，也对后人形成误导。
    将楚国的“三钱”说成是“金三品”，或进一步确认为金、银、铜三种金属货币，其文献依据是错误的，事实上也不成立。（《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