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人们早已习惯于把手中花花绿绿的纸币称做“钞票”。但对于“钞票”一词到底如何而来，又起源于何时，恐怕就不一定有很多人能够说清了！
据考证，“钞票”这一称谓应该渊源于清代发行的两种纸币———“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
清朝鉴于明代“大明宝钞”发行的失败，除顺治年间一度发行纸币外，以后各朝均未发行纸币。但到了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清政府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费开支浩繁，顾发行了“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用以抵补财政支出的拮据。两者所不同的是，“大清宝钞”以制钱为单位，亦称“钱票”或“钱钞”；而“户部官票”是以银两为单位，亦称“银票”（即“银会子”）。
“大清宝钞”开始时面值为二百五十文（尚未见有实物）、五百文（发行时间为咸丰三至七年［公元1853-1857年］）、一千文（发行时间为咸丰三至八年［公元1853-1858年］）、一千五百文（发行时间为咸丰三至四年［公元1853-1854年］）和二千文（发行时间为咸丰三至九年［公元1853-1859年］）几种。后来增发面值五千文（发行时间为咸丰六至八年［公元1856-1858年］）、十千文（发行时间为咸丰七至八年［公元1857-1858年］）、五十千文（发行时间为咸丰七至八年［公元1857-1858年］）和百千文（发行时间为咸丰七至八年［公元1857-1858年］）等大钞。其形制略仿明代的“大明通行宝钞”，用白皮纸印制，按金额多少定票幅大小。该币面主色调均为蓝色和红色，上端横题“大清宝钞”四个汉字，中心部分右侧文字为“字第××号”（为纸币的序号），上部中心处文字是“准足制钱××文”（即面值××文标准货币），中心部分左侧文字为“咸丰×年制”（为纸币印刷时间），两侧分题“天下通行，均平出入”（意为可在任何地方流通，且支出与收入的价值相等，即按面值收、支，对买主与卖主均不打折扣），下面写“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每钱钞贰千文抵官票银壹两”。背面除有背书之外，“大清宝钞”均为单面印刷。
该币发行不久，流通便发生阻滞。到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宝钞每千文仅值当十钱一百余文，后来每千文竟只抵十余文。
“户部官票”是用高丽苔纸印制的，面值有一两（发行时间为咸丰三至六年［公元1853-1856年］，票幅为25×15厘米）、三两（发行时间为咸丰三至七年［公元1853-1857年］，票幅为25×15厘米）、五两（发行时间为咸丰三至七年［公元1853-1857年］，票幅为25×15厘米）、十两（发行时间为咸丰三至六年［公元1853-1856年］，票幅为32×19厘米）和五十两（发行时间为咸丰三至六年［公元1853-1856年］，票幅为32×19厘米）五种，四周有龙纹。该币面主色调均为蓝色和红色，其票面上端方框中有“户部官票”四字，左面是满文，右面是汉文，均为双行书写；中间标明“二两平足色银××两”（银两数多用墨戳加盖，也有少数用墨笔填写）。“二两平”指每百两比北京市平少二两，比库平少六两。下面写“户部奏行官票，凡愿将官票兑换银两者与银一律，并准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项，伪造者依律治罪不贷”。发行日期以直行载于币面的左侧，纸币序号则印在币面右侧。背面除有背书之外，“大清宝钞”均为单面印刷。
由于“户部官票”的面值较大，而且不能兑现，所以发行后流通立即受阻，迅速贬值。到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银票一两仅值钱二百余文，而实银一两则值六千有余。
咸丰末年，鉴于“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几乎已形同废纸，清政府不得不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宣布对两纸币进行清理和停用。
由于在当时市场流通中，用小额货币需使用“大清宝钞”，用银两就使用“户部官票”，因此老百姓出行购物须带两种纸币。为了便于称呼，民间就把两种纸币简称为“钞票”了，所以“钞票”的称谓起源于清朝咸丰年间，并一直沿用至今。
这里还应提及一位与“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有关的历史人物———王茂荫（公元1789-1865年）。王茂荫，字椿年，号子怀，安徽歙县人。其人并非大人物，也没有显赫的功绩，但在咸丰朝的这次钱法变动中却有突出表现。还是在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时，他当时担任陕西道监察御史，就上书清帝，反对铸行虚值大钱，请求发行纸币。他讲的纸币，实际上是一种兑换券，而不是近现代通常使用的那种不兑换纸币。但是不久清廷就酝酿发行纸币，知道王茂荫刚刚提出过发行纸币的建议，就把他调进京城参加筹划，后来又破格提拔他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负责货币事务的主要官员。然而后来发行的纸币却是不兑换纸币，因为清政府发行纸币的目的，不过是要解眼下燃眉之急，并没有长远打算。在当时情况下发行不兑换纸币，后果自然不会好。王茂荫于是在咸丰四年三月再次上奏议钞法，表示他在户部不受重视，现行的官票、宝钞不是他的原拟之法，建议官票、宝钞可以向政府兑现以保证其流通。咸丰帝看了奏折后勃然大怒，严厉训斥他“只知以专利商贾之词率行渎奏，竟置国事于不问，殊属不知大体”，传旨申饬，并把他调离户部。这件事在当时造成一定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注83中就提到了这件事。
写作参考：《中国钱币史话》：汪圣铎著（中华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