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时使用金属货币，商业活动受到限制，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货币汇兑，使用汇票起始于唐宪宗年间，称作“飞钱”，宋代称为“便换”和“便钱”，到明清时称作“会票”。清代《皇朝经世文编》载：“今人家多有移重赀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之遗意”。同时，会票还可用作清偿债务的凭证，用于多种债务的结算，其性质与现代银行托收结算很相近。虽然人们从史籍记载中得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已经有了会票，但对会票的形象、内容等还是一无所知的。
会票制度的产生和实物遗存
商会票制度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明末陆世仪在《论钱币》中说：“今人家多有移重赀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这是官宦之家转移资产搭了商人的“便船”。商人使用会票是明代会票产生的原因和主流。
清初小说《豆棚闲话》载：徽商汪兴哥在苏州开典铺经营不善，以致亏损，需要增加资本。而其父汪彦积资20余万远在徽州绩溪，于是汪兴哥准备就在苏州“寻同乡亲戚写个会票，接来应手。”由明入清，会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广泛应用。《红楼梦》第十六回记贾府为贾元春盖造省亲别院，到苏州割聘教习，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等事。贾蔷向贾琏汇报说：“不用从京里带下去，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五万银子。明日写一封书信会票我们带去，先支三万，下剩二万存着，等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栊帐幔的使 费。”可见，从乡村到城市，从京师到江南，会票制度在商业资本的双向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清代徽商使用会票范围广泛，会票制度成熟。在徽州文书遗存中有一些会票实物。《文献》杂志1985年第2期公布了由休宁渭桥谢氏收藏的清康熙年间的会票23张。在这些会票中，共计会兑银两13980两，其中康熙二十二年（1683）4060两，二十三年 6505两，二十五年3415两。这批会票都是会到“北京前门外打磨厂长巷头条胡同日成布店”兑付，其第9号会票注明：三百两白银“将鼎谦号布价兑付”。这表明会到款项为支付布价，是商用会票。
以前人们只知道，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专营汇兑的票号开始自置平砝，然而这批会票中，有12张注有“平照日成布砝”的字样，即指“日成祥记”自置的平砝。说明早在十七世纪末，徽商日成祥记布店就已经使用自置平砝了。
明清徽商以乡族关系为纽带，大都是小本起家，结伙经商。有的徽商资本来源即为借贷，在经营过程中，往往也需要借贷资本以济不足。而徽商经营的地域范围较广，有的人同时在相隔千里之遥的两地经营典当等金融信贷业务。商用会票满足了徽商间金融信贷的需求。 就商帮内部信贷会票而言，在明清中国十大商帮中，无论是会票实物还是文献都未见记载，似为徽商独有。徽商内部的金融机制增强了徽商资本的竞争能力。
“轻赍”——时代的潮流明陈子龙在《钱币论》中对会票的作用作了“商贾轻赍往来财用”的界定，是很准确的。会票制度的核心作用在于“轻赍”，即使作为商业资本的“银两”便于流通携带。
明中叶以来，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由实物向“轻赍”的转化。明初朱元璋制定赋税政策，以征收粮麦实物为主，且民间不准用白银交易。随着社会的发展，实物税的弊端凸显。明初官吏的薪俸为凭俸帖领取禄米。而永乐迁都以后，北京的官吏要到江南领薪，路途 遥远，粮运艰难，于是官吏们只有把俸帖出售换取货币。官吏们常常贱卖俸帖吃了亏，实际收入降低，自然企盼薪俸的货币化。另一方面，在产粮很少的山区，纳税者要把土特产品、手工业产品变卖，然后“岁赍金帛于通津之处易米上纳”。（《正统实录》卷21）纳税者和食 禄者都因为实物税在运输环节中不可克服的矛盾而利益受到损害，同时也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浪费。正统以后，南直隶等处起运的税粮，按米麦每石工钱5分折收白银，“煎销成锭，委官赍送赴京”（《正统 实录》卷23），是为“金花银”。此后，“朝野本用银”（《明史·食货志》），白银成为商品流通领域的主要货币。
但银两的携带极为不便，明代徽商途中丢失银两较为典型的例子，如《警世通言·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载：吕玉“去坑厕出恭。见坑板上遗下个青布搭膊，检在手中，觉得沉重。取回下去，打开看时，都是白物，约有二百金之数。”这银子是在扬州开粮铺的徽商陈朝奉不慎遗失的。二百两银子重有十二斤半，商人跋涉在外，时时将此“白物”缠于腰间，实是累赘。《客商规鉴论》云：“身携万金，必以安顿为主。”如果坐实计算，所言“万金”合六百余斤，甚为沉重。同书又云：“囊沉箧重，亦要留心，下跳上鞍，必须自挈，岂宜相托舟子车家。”可见当时商人要时时以所携沉重之白银为虑。
明代田赋货币化，把数以万石计的粮运改作纳银，是为“轻赍”。而商人以身携“万金”为累，进而创制了“以空囊而赍实资”的会票。“轻赍”成为时代的潮流。
从会票看徽商资本的运行
徽商金融信贷业务未能真正跨入近现代社会的门槛，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从信贷会票的情况来看，金融信贷业务只局限于徽商内部，在外部则社会条件不成熟。徽商在全国各地经营典当高利贷，依黄仁宇先生言，是商业资本的化整为零，不利 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徽商高利贷资本往往由于各种社会原因难以收回。明清徽州家谱中有许多徽商“焚券”的记载，表明当时的社会 经济很不稳定，农村经济脆弱，天灾人祸频繁。农民高利借贷是为维 持生存，而不是发展生产。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商业资本的运行质量 不高，商人“焚券”而去，即是无可奈何地勾销“呆帐”。
明中叶以后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一马当先”，跑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前面，并已形成不相适应的局面。在徽商内部，资本的运行质量要高于外部社会。徽商信贷会票都有“本利一并归还不误”的条款，虽然有的约定一年期贷款，三年后才“算讫” ，但较之“焚券”，其资本无疑安全得多。
在徽州文书遗存中有一件《万历二十七年卢道义限约》，内容如下：
立告限人卢道义：今在仪真原领家主本银柒千两买盐生理，为因历年失手侵用，共缺本银叁千壹百壹拾肆两贰钱五分。以致家主具告爷台，蒙审追并，一时无措，自情□央家主亲众劝谕宽宥，愿立限约陆续偿还。恳准立限，付主执照。
万历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告立限约卢道义
官批：卢道义领家主吴可学本银七千两未完。今据吴谦、吴世德处议：陆续付还。如仍前故负，执此赴告。（休宁县印）通过这张限约可见，徽州地方政府对徽商资本是予以保护的，其“官批”即说明了这一点。但这种保护力度有限，政府只能根据乡族“处议”，“陆续归还”（具有民事调解的性质），而不是依照国家法律条文来强制执行。
以上限约中卢道义称吴可学为“家主”，这又是徽商资本运行的一大特点。徽商中有些人原是家主的仆人，他们跟随家主外出经商，少数人就此发达，自立门户。典型的例子如《儒林外史》第23回描述的盐商万雪斋，他原是徽商程明卿的家奴，行盐发达后已有七房妻妾。 他们羞于言及原来的主仆关系，在徽州本土更不能和“家主”平起平坐。上述卢道义虽为奴仆身份，但他能从家主吴可学处领到“本银柒千两”行盐，其主仆关系自不可依徽州本土的佃仆制来看待，而是体现了徽商资本运行的一种类型。
会票制度的历史意义
第一，徽商会票的形制达到了近代纸质票据的很高水平。会票实物在形制上尚有古代“合券”的遗意。战国时就有“合券”的记载：冯谖在齐国帮孟尝君收债，“载券契而行”，其券“遍合”。这时的券分为两半，债权人与债务人各执其半以为凭证。 在徽商会票中，有的以骑缝印保留了“合券”的遗意，也有的即省略。但徽商会票所钤印记很特别：会票上并不钤盖写出会票者姓名印，而是加盖诸如“恒元图书”“翰墨生香”等具有文化内涵的印记。
第二，会票异地支付的汇兑方式已具有了近代金融意义。会票制度上承唐宋“飞钱”和“便换的汇兑形式，注入了明清商品经济的内 涵，下开中国金融汇兑专营机构——山西票号的先河。如果我们从白银（实物）——会票（有纸）——网络（无纸）这样一个载体发展的历史全过程来看，从现银支付到会票汇兑是一个质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