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钱币故事] “开元通宝”与“飞钱”--中国集币在线--致力打造一个金银币收藏与投资收藏综合门户！

唐代的“开元通宝”，开创了我国货币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自此，青铜铸币告别了以半两和五铢标重命名的传统，开始向抽象化、符号化转轨。“开元通宝”还在形制和重量上树立了中国货币的标准形象，它以一钱为法定重量单位，每十枚钱重一两。十钱一两的十进位制由此产生，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开元通宝”这四个字出自唐初欧阳询的手笔。所谓“开元”，是开创新纪元的意思，而“通宝”则指在统一之国度内的通用宝货。欧阳询的书法居唐代四大家之首，他的楷体“于平正中见险绝”，对后世影响很大。但“开元通宝”却含八分和隶书，写得方圆兼备，颇能显示初唐文化的兼收并蓄。“开元通宝”不是“年号钱”，它从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开铸——这比唐开元年早了近百年——在唐代约三百年的历史中通用，未有中断，这在货币史上也是罕见的。当时不仅国内商品流通繁盛，而且在对外贸易方面，东起长安，西至伊朗印度土耳其的“丝绸之路”，使中国成为亚洲地区的商贸中心。中国最早的一种汇兑方式——“飞钱”，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飞钱”亦称“便换”，起于唐宪宗时。由于国内及外贸交易的日益发达，铜钱短缺的形势加剧。当时与唐朝通商密切的许多国家，也流通“开元通宝”。铜钱大量外流，唐朝中央政府有限的铸币量不敷使用，各地经常出现“钱荒”。于是中央政府规定各地方政府禁钱出境，以防钱币流入海外。这样，汇兑业务的雏形“飞钱”便应运而生了。 “飞钱”有两种，一种是各地在京师的商人，将售货所得款项，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由进奏院开具发联单式的“文牒”或“公据”，一联交给商人，一联寄往本道。所谓进奏院，是唐代中期边疆地区的藩镇节度使为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络，在长安设立的办事机构，专门负责呈递奏章，向朝廷各部门请示汇报及搜集政治、商业消息等。到九世纪初，全国节度使已发展至四十多个。使用“飞钱”的商人与节度使派遣在京的进奏院交涉完毕后，以一纸凭据即可随时随地兑换现钱。另一种“飞钱”是由一些“邸店遍海内”的私商办理的。这些私商就是明清时期，在全国各地及欧亚国家开设钱庄、票号的山西商人的祖先。私商招徕这种生意，一是为了避免输送现钱，二是牟利。他们利用总店与设在各地邸店之间的联系，向不便携款远行的商人发放票据，商人可凭此“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在私商所开的联号合对票券后取兑货款。当时进奏院所办的“飞钱”曾一度收费，元和七年时，每千钱“便换”收取汇费达百文。而私商受理的“飞钱”都是平价汇兑，不收汇费。但古时交通不畅，加之边地路途遥远，合券付款往往在一两个月之后，这实际上已使私商获取了利息收益。 “飞钱”这种汇兑方式在唐代发端后，被北宋沿用。宋开宝三年（公元971年），官府在开封设置官营汇兑的机构“便钱务”，为行商直接办理异地汇款。据有关资料，在995年至997年间，全国商业汇款已达一百七十八万贯，规模远远超过了唐代。这标志着中国的信用交易已走过了萌芽期，随货币金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元宝”的由来在中国货币史上，正式把金银钱称作“元宝”，始于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年），蒙古大军灭南宋后回至扬州，丞相颜伯下令搜检部队行李，将所得撒花银子统统销铸作锭，归朝献纳。经办此事的销钱官依金代银铤成例，制成每枚重五十两的银锭，取名“扬州元宝”，呈给世祖忽必烈。世祖又将元宝分赐给王孙国戚们。当时所铸元宝形呈马鞍，两端圆弧，中间束腰，在形制上与南宋和金的银铤十分相近。元代称金银钱为“元宝”，有元朝之宝的意思，黄金叫做金元宝，银锭叫做银元宝，后来也就成了金银货币约定俗成的通称。在中国货币史上，白银的发现和使用都迟于黄金。这是银矿常与铜、铅等化合，冶冻分解技术难以掌握的缘故。元代用银，一方面传承宋朝钱制，另一方面元宝的价值尺度已发展到一种流通手段，成为名副其实的通货了。元人认识白银，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在忽必烈铸“扬州元宝”之前，蒙古太祖成吉思汗就已铸过“大朝通宝”银钱。此钱正面多刻鼠、牛、虎等兽印，是一种生肖纪年币。当时蒙古与地中海岸的土耳其斯坦等贸易关系密切，商队往来也十分频繁，交易中使用通行的花刺子模银币，入主中原后即提高了白银的货币职能。当时白银不仅用作赏赐、国家贸易、借贷等，还常常用来表示物价或直接购买粮、马等。虽然元初时朝廷曾明令禁止民间流通和买卖金银，但百姓之间的借贷、日常交易甚至劳务报酬的支付等等以银计价，已成家常事。后来的元成宗铁木尔在元贞年间又铸“元贞通宝”小银钱，目的不再是流通，可能是作吉祥钱或供养钱。银钱的重要性更体现在政府确立纸币制度后，仍以白银为本钱来保证纸币发行。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最初行用宝钞时还以折合银锭计算，后来径直用锭为单位来衡量宝钞。蒙古帝国爱银之甚，由此可见一斑。银元的诞生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向道光帝呈递了一份题为《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疏》的折子，分析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大量外流，钱贱银贵的流弊，提出了“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的对策。为此林则徐还模仿外国银元，在江苏试铸过造型简朴、成色较高的银饼。此奏未被旨准，正式的中国自铸银饼迟至咸丰初年才在上海发行。这标志着清代用银已从银两制开始向银元制过渡，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清初的一百年间，各地仍沿袭明末行用铸成锭形的银块，以两计算，称量使用。当时市面上流通的银块形状繁多，成色不一，重量在一两以下的称散碎银子，一两至五两的称小锞，用于一般交易；大宗买卖则用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纹银，它是一种全国性的假象标准银，重约十两的中锭、重约五十两的元宝，在支付时必须先折合成纹银，再换算出其所含纯银，才能完成物值交换，使用起来十分不便。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外国银元相继输入中国内地，当时在市面上流通的各国银元有西班牙的本洋、荷兰的马剑洋、英国的站人洋、墨西哥的鹰洋、日本的龙洋等等，已达几十种之多。由于洋银计枚核值，使用时不必称量，因此民间乐于接受。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在中国成为一种选用货币，同时也成为中国自铸银元的催生剂。道光、咸丰年间，从与外商贸易频繁的沿海城市兴起，各地先后仿铸洋银。在广州称广板，福州称福板，杭州称杭板，其中以上海道台监制的最为规整，重量大体与外国银元相符。在这种景况下，清政府为了保持民族尊严，维护货币制度，开始筹划铸行本国银元。光绪十年（1884年）吉林上奏商民无现钱可用，之后饬交机器局制造足式纹银一钱、三钱、五钱、一两等重银钱，于是一种叫“吉林厂平”的银币出现了。这是中国引进先进铸币工艺的第一套机铸币。两年后，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东钱局，购进英国机器开始铸造名为“光绪元宝”的银元，当年铸成100万元。此钱银色为九成，重七钱二分，通称一元；与之配套的还有四种辅币，即五角（半元）、二角、一角、五分银币。这是中国正式用机器铸行银元的开端，也是现代货币单位制度之滥觞。光绪元宝背面饰有蟠龙纹，又仿洋银制成，因此称作龙洋。数年后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又奏准成立湖北银元局，铸造“湖北省造”银元。其后各省纷纷仿造，一时间全国大部分行省都开始铸地方银币，朝廷不得不下令除广、湖两局及南洋、直隶、吉林外，其他地方一律停铸。各地铸币权被收回后，朝廷在天津设立了铸造银钱总厂。银元大量出现后，围绕着货币单位用“元”还是“两”，即银币的基本单位是计枚还是计重，在当时朝野间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朝廷征求各省督抚意思，结果赞成以“两”为银币单位的占了上风。慈禧死后，朝廷于宣统元年（1909年）成立币值调查局，决定正式采用银本位，以“元”为货币单位，每枚银元重量为库平七钱二两，成色千分之九百，并成立中央直辖的铸币局。但同年辛亥革命爆发，清代铸造银元的历史刚揭开新的一页，就匆匆地结束了。 “法币”的命运 1927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当年六月，财政部饬令停铸“袁大头”，仿民国元年孙中山开国纪念币，以最快的速度改铸新式国币。但因为绘样、镌模种种工序尚需时日，在新模未成之前，财政部只好暂用民国元年孙中山开国纪念币旧模印铸银元，以济金融。据记载，在此后四年里，孙中山开国纪念币铸量不下数亿枚，与“龙洋”、“袁大头”一同成为旧中国流通最广的银元。由于国内缺乏专业人才，当年的“袁大头”图案是由天津造币总厂雕刻师鲁尔兹·乔治主持设计的。1929年初财政部欲再次邀请外国人参与设计，各国造币厂都想抓住这次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机会，纷纷提供银元样品。此事引起国内强烈反对。南京政府财政部踌躇多时，未敢直接采用各国样币，而根据外国设计，发行了正面为孙中山侧面像、背面为帆船放洋图的一元银币。但新币甫出，“九一八”事变爆发，民众对“船洋”背图众说纷纭，只好收回重铸。之后财政部决定由新在上海成立的中央造币总厂在全国发起征稿，结果雕刻家郑可创作的孙中山像石膏模入选为新币正面图案，背面为双帆放洋图。1933年3月财政部开始在上海大量制铸，但未及投入流通，同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又宣布以纸币为法币，白银收归国有。中国历史上大规模铸造和发行银元的时代就此结束。 1935年9月，英政府派其首席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帮助筹划新一轮货币改革。不出两月，以紧急法令形式公布的《法币政策实施办法》出台，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即具有无限偿还能力的货币。由于割断了货币与白银的联系，法币成了不兑换的纸币。这项改革固然表明了中国货币的历史性进步，但普通百姓想用它买卖外汇则近乎空谈。法币改革的直接结果是，国民党政府一下搜集到三亿元白银。这种金融垄断为其推行通货膨胀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由于法币自身是没有法定含金量的，它的价值须由外汇汇率来表示。元法币与英镑的汇率是根据当时近五年来英镑平均汇价决定的，因此中国必须收兑足够的白银运往伦敦，换成英镑充作准备金。法币依附英镑，这很快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弹。美国停止在伦敦市场收购白银，致使银价下挫，中国的白银准备金价值被大大贬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向美国乞好，1936年法币又与美元挂钩，以100法币等于29.75美元，确定了美国对中国币值的霸权。抗战胜利后，法币恶性膨胀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战前能买一头牛的法币，到1948年已买不到一盒火柴。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又推出了新币种，那就是臭名昭著的金圆券。它的严重后果，现在已尽人皆知了。（摘自《钱眼里的中国》张功臣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