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这个时间现在正被中国奥运选手高频率使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描述说：“中国快步前进，目标是2008。雅典是中国的彩排舞台。”
《纽约时报》甚至猜测，４年后中国“真正的目标”可能是金牌数第一位。如果从这一层面观察，毫无疑问，中国正步入奥运大国时代。
奥运金牌的期待
11年前，还在国家体委主任的任上，伍绍祖就分析过，“奥运战略不是金牌战略，不是奥运会战略。”同样的问题，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结束时，就被反复讨论过。或许在步入大国时代，中国奥运金牌制造体制、金牌与国民体质关系仍然是需要关注的议题。
奥运会前热衷计算可能的金牌数量，看起来始于1988年汉城奥运会。
那届奥运会结束后，《半月谈》杂志披露说，“赛前预期的金牌数量是8-12枚”。结果，中国选手只获得了5枚金牌。作家赵瑜因此形容“兵败汉城”。作为《中国体育报》派去汉城采访的6位记者之一的缪晖描述当年的感受，“客观看，洛杉矶奥运会，中国获得15枚金牌把大家的胃口吊起来了。但洛杉矶只能算‘半个奥运会’。”不过，这一层事实赛后再解释，多少不那么让人觉得理直气壮。
又过四年，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作为当时代表团官员的肖寿章回忆说，“当时预期的金牌数也就10枚左右”。由于汉城之鉴，中国奥运代表团自巴塞罗那始，赛前一直低调，“这已经形成了我们的传统”。这一年也是1988年接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第一次带队参加奥运会，目前已经离开体育系统的伍绍祖，向记者这样谈及当年的奥运会，“我一点都不紧张。金牌多少有什么关系？”解释自己的不紧张，伍绍祖的理由很直接，“我是政治家，不是业务家”，“没有群众体育，拿再多的金牌有什么意义？”
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重新回到洛杉矶奥运会曾经达到的位置，金牌数第四位(16枚金牌)，接下来的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金牌数量自然不再会那么马虎以待。当时中国代表团金牌主要的计算者肖寿章告诉记者，“我们内部讲，奥运会中国选手分三个序列。乒乓、跳水、体操、射击四个项目属第一序列，力争每个项目拿2块以上，总数8-10块;第二序列四个项目，游泳、羽毛球、女子柔道、田径，每个项目保证一块，总数4块;第三序列，射箭、自行车、击剑、举重(当时没有女子项目)、女排、女垒、女足全部加起来，争取1-2块金牌。这样，我们的低限是13块，高限是16块。”说到中国代表团自己的金牌计算方法，肖寿章还稍有犹豫，“当时，在一次很秘密的会议上，我讲力争12枚金牌，结果被报纸给报出去了。伍绍祖找到我说，如果拿不到这么多，拿你是问。”这一年，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金牌数是16块，达到了高限。
到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作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秘书长的肖寿章，不仅要计算金牌数量，还要向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汇报。肖寿章创造出一种新的计算方法，“我汇报说，我们不应再像过去那样看大项，我们更细一些，算小项，一个小项一块金牌。如果算小项，我们有实力拿金牌的是31个”。这种计算方式，显然不是如此简单，它需要的是对具体小项更细致的分析，“在这些小项里，打分项目体操、跳水，直接判罚项目柔道、跆拳道，都涉及裁判因素。精准性项目射击、射箭，瞬间爆发性项目举重，则涉及心理因素。而直接对抗性项目乒乓球、羽毛球，则与发挥有关。”这样一项项分析下来，肖说，“关键因素是要对成功概率作一个准确估计”。后来定出来的成功率标准是60%。这样总局与下面各个项目组定的责任书，“签的就是18枚金牌的数量”。
分析那一年体育总局的内部讲话与报告，奥运会计算的不仅是金牌数，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金牌数的名次。当时的结论是悲观的，“我们争取不低于前两届奥运会金牌数的目标是有可能的，发挥好了甚至可超过往届，但是能不能保住第四名是一个问题。”结果看起来，体育总局的计算仍嫌保守，这届奥运会，我们获得28枚金牌，大大超过预期，并名列第三位。
后奥运时代
东京奥运会后的日本，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吕树庭描述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跃升世界经济大国，80年代初期又成为世界债权大国。”与此相对应的事实是:竞技体育一再下降，1982年亚运会老大的位置被中国取代;1986年亚运会，亚洲第二的位置又被韩国取代。
如果分析1964年奥运会日本所获得的16枚金牌，与目前中国境况相对一致，在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上，收获极其有限。吕树庭分析认为，“东京奥运会后，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步入经济大国，日本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致使体育政策的重点再度转向大众体育，形成了在国家干预下推进大众体育和人们自发地参与大众体育的合流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政治家，还是大众社会心理都不再对国际体育竞技成绩寄予厚望。”
这一变化，30年后的结果是，李刚等人在《中日两国大学生体格及身体素质发展状况的对比研究》给出结论:“1995年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数据与日本国1993年的数据比较中发现，中国男大学生身体形态的平均发育水平低于日本国同年龄学生。比如，20岁中国男学生平均身高为169.90厘米，而日本国同龄学生为171.83厘米。”伍绍祖接受采访时，也引用了这一数据，他说，“过去我们把日本人叫倭寇，现在反过来人家比我们高了”。
日本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了16枚金牌(其中包括3枚游泳金牌)，并居金牌榜第五位———40年未出现的好成绩。对此变化从国家体育体制层面的观察是，学校体育与职业体育正在逐渐形成日本奥运金牌的来源。不过，有关专家说，“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才可以得出准确的结论”。
如果日本金牌增加的原因是不是在于学校体育与职业体育的成熟尚有待考察，显然美国体育的基本模式就是职业体育加学校体育。姚明向全体中国人示范了美国的职业体育。而凌平教授考察美国大学生体育运动竞赛体制，发现他们(NCAA)最基本的宗旨是，“将校际间竞技体育真正纳入并成为高等教育整体规划的一部分。使学生运动员纳入并真正成为学生会的成员，从而在高校体育运动和职业体育运动之间划清界限”。当然，在他们的规章里，同样也有“与其他职业和业务体育组织加强联系与合作，以推动全国乃至世界性体育运动的发展”。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袁旦研究奥林匹克运动，“顾拜旦所定义的奥林匹克业余运动员，在当时的背景下，只可能是英国贵族一类”。由此来看，职业体育进入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很恰当的一种选择”。
职业体育的目的，在袁旦看来，“并非为国争光，而是一种产业，其功能性目标，就是表演、赚钱。而只有水平越高，越能实现这个目的。职业体育越发达，国家便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获得增值，获得金牌。”奥运战略的中国举国体制，值得重视的是它的效率。但是，其间问题，郎平比较中美运动员差别，深有感触，“我带明星队，以及在美国大学带队，那些队员，她们一上场就兴奋，不用你说，她们就会抓紧时间做准备活动，你讲什么她都很注意听，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她们从小练球，每一分钟都是父母要付钱的，你今天付给教练是一小时的钱，你就是再累也要抓紧练，过了一小时，没人教你练了。我们中国运动员，习惯了集体生活、集体行动，从小就是供给制，国家养着的，确实比较优越，医生给你配好，饭菜给你配好，洗澡水给你准备好，什么都不用操心，你的任务就是打球。有这样的条件，运动员的独立性相对来说不如国外运动员，也很少有危机意识。你看，所有的外国运动队，队员做准备活动，没有喊着一起做的，只有我们中国队，排好队一起做，可以相互监督着”。
伍绍祖回顾自己的体育领导经历，“大众体育，我作为体委领导可能是抓得最多的”，伍稍显遗憾，“但是，仍然没有抓好！”
中国路径与亚洲传统
在美国的郎平曾向她的女儿解释自己，“妈妈以前在中国就像乔丹一样也是打球的明星”。不过，可能她女儿需要长大以后才明白这个“中国乔丹”妈妈，拿了五次排球世界冠军，为什么“只拿过一次‘巨额’奖金，1万元”。当时，最高的奖金获得者可能是袁伟民，肖寿章回忆说，“还是中央特批的，1.5万元。”在自己那本自传里，郎平描述当年，“女排夺冠以后，我扣球的形象都上了邮票，女排的集体照做在了日历上，还有纪念
币、纪念章，像民族英雄一样，逼着你只能上不能下，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帜。”
其实，女排的这个世界冠军，正常的情况，应当在1980年奥运会上就可以获得。这一年由于前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中国女排的世界冠军因此被推迟了一年。
有意思的是，洛杉矶奥运会，国家体育总局的老人们回忆，“没有计算过金牌拿多少”。更明确地看，那一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任务就是“零的突破”。在中国代表团公布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名单时，《体育报》发表社论，定义中国参赛选手，“展示走向世界的形象”。在这篇社论里，对中国代表团的要求，现在看起来不仅非常细致，而且已经规定了一段时间中国选手的基本规范，“首先，我们要以顽强拚搏，奋勇进取的精神风貌，努力创造优异成绩，一雪旧中国所谓‘鸭蛋队’之耻，要力争夺冠军，创纪录，升国旗，奏国歌。
我们要以比赛中的优异成绩充分反映新中国体育35年来的光辉成就。我们不只要彻底改变历史上形成的某些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而且要把新中国运动员良好道德风尚带进奥林匹克运动，带进世界体坛”。
当中国重新进入世界体坛后，竞技体育快速崛起的发展动力，来自于民族的忧患意识。争取民族独立，振兴民族经济、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全面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崛起与腾飞是上个世纪民族的中心任务，当然也规定了中国竞技体育基本走向。历史地看，中国竞技体育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而对应的民众，80年代初，中国与韩国在香港的一场排球比赛，中国先输两局后连扳三局，北京的大学生由此喊出了“振兴中华”。
发现奥运会以及奥运金牌的价值，中国人甚至比自己的邻国要迟得多。1964年日本东京获得了奥运会举办权，专门研究奥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吕树庭分析认为，“日本竞技体育的振兴是政治直接干预的结果。举办东京奥运会，是出于恢复民族自信心和向全世界夸耀战后复兴的经济实力”。即使当时日本，吕树庭观察，“同样有相当的人认为超越了他们经济承受能力。但结果，这次奥运会对日本的政治、经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与欧美国家经济至上原则稍有区别的是，亚洲国家，自日本始，奥运会的国家形象推广，更为优先。韩国朴世直记录的汉城奥运会，“(韩国)技术官员还就汉城奥运会心理效果的持续时间进行计算，他们研究了历届奥运会的经验，认为这种效果的持续期为两个月。因此，他们谋略‘科学地’给予国民心理以连续性刺激，使之始终处在上进的气氛之中。”韩国的这种努力，直到2002年世界杯，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