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27年（1938年）3月，财政部令中央造币厂将一部分机器运往桂林。同年5月成立桂林分厂。
4月财政部在甘肃造币厂旧址筹设中央造币厂兰州分厂；同年11月1日，兰州分厂正式成立；
5月香港临时办事处结束，改为运输采办组。另在汉口设立中央造币厂办事处。
8月汉口办事处迁移重庆，设立中央造币厂重庆办事处。
民国28年（1939年）5月财务部长孔祥熙指令中央造币厂，将重庆办事处移设昆明。
……
民国34年（1945年）
9月24日，中央造币厂由侵华日军移交给国民政府海军司令部接收。中央造币厂重庆办事处准备来沪办理接收事宜。韦宪章接任厂长。
民国37年（1948年）
10月10日，中央造币厂在沪恢复铸币生产，上午举行开工仪式，中央银行总裁俞鸿均和副总裁刘攻芸、陈行以及钱币司长王抚州参加开工典礼。
民国38年（1949年）
5月5日，财政部就中央造币厂4月25日、27日摺呈提示迁台湾。
1949年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处（后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发行分处）派军代表陈镇泰、王振扬等人接管中央造币厂。接管时，中央造币厂的主管长官为王寿仓，此时有员工509人，接管后改为人民造币厂。
从以上的历史脉络来看，大致比较明确了两岸造币史上渊源和纵向关系，说明提出两岸共同铸造的观点还是有历史出处，有考虑，有理由的，不是盲目的冲动行为。
这种构想的过程较长，从设想到联络，共经历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其间得到了北京奥组委特别顾问魏纪中先生、台北奥组委名誉会长张丰绪先生的大力协助。魏纪中先生为此事详细询问了我国贵金属纪念币与国外代为加工铸造的历史情况。我国曾于1997年起委托瑞士加工部分彩色金银纪念币。1998年，加拿大与我国联合发行 “白求恩到中国60周年”纪念银币，联合铸造应该不是问题。简略叙述联系此构想的大致过程如下：
笔者2005年2月开始具体此构想的活动，曾分别与全国人大、北京奥组委、中央统战系统的相关机构、人员咨询此构想推进事宜。考虑到直接由双方造币厂接触在陈水扁当局掌控下几乎无法实现。通过两岸奥委会，从体育角度转换形成通道可以试一试。2005年2月23日，笔者到魏纪中老先生办公室，魏老当即打电话给台北奥委会名誉主席张丰绪先生。3月7日魏老的秘书来电，台湾方面反馈意见，同意合作，要详细相关材料。3月8日，将应提供的材料转交魏老。3月10日，魏老的秘书来电称，台湾中央造币厂称谓可能会有欠妥之处。3月22日笔者辗转与台北中央造币厂魏贻信厂长通电话，魏厂长表示，此事不是他们厂长一级能解决的，要由上峰决定。4月14日，魏纪中先生从国外捎回消息，建议请台北奥委会副主席（国民党籍立委）牵头协调此事，并留了台北奥委会名誉主席张丰绪先生传真电话。4月18日，发出给张丰绪先生的传真材料。4月19日，接到张丰绪先生电话赞同此事。4月22日，魏纪中先生秘书转告如下信息：台北曾永泉先生（台北奥委会副主席，曾为两岸包机方案竭尽其力，也竭力主张促成此事）。5月13日，魏纪中秘书来电，希望明确香港方面联系方式，并提示：台北奥委会近期可能增加政府民进党籍成员执掌，预计今后此事政治上的难度要加大。5月25日发出传真送台北奥委会名誉主席张丰绪收，明确香港长城硬币投资公司（中国金币总公司分支机构）联系方式及电话。此后即消息石沉大海。随着2006年6月第二组奥运会贵金属纪念币发行，5盎司金币正式面世，此构想也以无果之遗憾留在笔者的日记中，作为一段曾经的经历。
虽然这次构想的实施没有结果，令人感到遗憾，但是这次构想推进的过程还是很有意义的，特借贵报一角披露这一历史浪花，也了结笔者一桩未了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