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退到1984年，美国洛杉矶第23届奥运会召开，当时的国际奥运会商业运行模式已初见端倪。许多与奥运会关系密切的商业化项目纷纷出笼：奥运会广告特许使用；奥运会电视转播特许使用；奥运会标志特许使用……诸多的特许规定，使一向捉襟见肘的奥运会举办费用顿时有了良好的着落和归宿，一个新生的时代奥运诞生了。自此以后国际奥组委舒展的笑容多于皱眉。想当初，美国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实施体育赛事改革，决定不用国家一份钱，充分发动商业巨头赞助，充分发挥奥运元素的展示与赞助费、特许费的结合。具体到实际奥运系列活动中，特举圣火传递为例，当时，美国奥组委规定，任何人只要捐助3000美元，即可获得火炬传递的资格。此议传到奥运圣火发源地——希腊，引起一片哗然。因此，当美国正式提出到希腊采集奥运会圣火传递火种时，被希腊政府和希腊奥委会一口拒绝，坚决不合作。希腊方面认为，美国此举亵渎了奥运精神，使金钱成为了交易砝码，不能容忍。后经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从中做了大量工作，并一再解释，所得款项也是为了赞助奥运会活动和援助那些贫困人群的体育运动。经过调解，希腊政府和希腊奥委会勉强且低调地接受了萨马兰奇主席的劝说，但是，抵制情绪是不可逆转的。希腊当局为美国洛杉矶奥运会采集圣火后，随即交给美国运动员代表，不在希腊境内进行火炬传递活动，由美国直接飞机运送圣火火种到美国本土，再在美国本土进行圣火传递活动。这是奥运史上的一大趣事，从中也可窥视奥运现代商业运行模式的萌芽。中国政府很重视奥运会的系列活动，两次努力申办奥运会，终于在2001年7月13日赢得了这场胜利，成功取得了第29届奥运会举办权。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及时成立了相应组织。2001年8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局长的段引玲同志，就组织中国金币总公司、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就中国发行奥运纪念币事宜进行了细致的研究。8月20日，中国金币总公司专门设立了奥运办公室，专职管理奥运会贵金属纪念币事宜。同年11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奥运纪念币项目”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依照国际奥委会的相关规定，奥运会主办国发行奥运纪念币，必须向国际奥委会和本国奥组委分别交纳相应费用，大体是纪念币销售额的3%，或者按纪念币的面额及发行数量核算（主要是指流通的普通纪念币）。按中国奥运会纪念币的发行规模来测算，这笔奥运特许权使用费相当可观。当时中国奥运纪念币中的普通纪念币（流通），面额定位5元，每枚（种）发行量定为1000万枚，共发行8枚（种），总计为8000万×5=40000万（4亿面额）。当时中国拟发行的奥运会纪念钞，面额为20元。根据发行量测算的奥运会特许权使用费也相当可观。后来，考虑到尽量降低费用，流通币则采用缩小发行面额的办法来降低奥运会特许权使用费。目前已发行的奥运会普通纪念币面额为1元，这已是最低面额。而奥运会纪念钞的面额则相应的缩小到了10元。中国人民银行与北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关于中国奥运会纪念币特许权使用费的谈判是漫长的，也是有点艰苦的，双方都坚持自己的主张。中国人民银行主张降低特许权使用费，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坚持近几年的惯例，按普通纪念币的面额和贵金属纪念币的销售价及发行量为基数收取费用。北京奥组委内部也有分歧。大多数同意分别按面额和零售价及发行量收取奥运会特许权使用费，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北京奥组委特别顾问魏纪中先生持不同意见，他坚持认为贵金属纪念币应当按贵金属原料的时值收取费用，应当与奥运会贵金属纪念币销售价挂钩并浮动。也就是黄金、白银上涨后，零售价也上涨。那么，奥运会特许权使用费也相应按比例上浮收取。考虑到当时（2003年—2005年）黄金、白银的价格上下浮动相当稳定，一些专家认为黄金如下跌，则奥运会特许权使用费则会减少，到不如固定额度好。魏纪中先生坚持认为，黄金走势虽然在200至400美元/盎司间徘徊，但是综合各种因素，上涨到700多美元/盎司还是有可能的，如能与黄金、白银时值挂钩，则奥运会特许权使用费则会有更大的上浮保障。由于当时黄金走势不明显，因此最后还是按绝大多数委员的意见以固定额度收取费用。根据当时的惯例，奥运会特许权使用费分三个层次：一、向北京奥组委交纳的奥运会特许权使用费，这笔费用是可以协商谈判的。二、国际奥委会向主办国钱币发行机构收取的奥运会特许权使用费，原则上定为销售额的3%。三、由主办国向别国（同意销售主办国奥运会纪念币的国家）奥委会交纳奥运会特许权使用费同样也是销售额的3%。在紧张有序的工作谈判中，中国人民银行出于自身的利益力争降低奥运会特许权使用费，而以北京奥组委为代表的国际奥委会一方，则出于维护奥林匹克运动的游戏规则和相关收益的保障而坚持较高的收费。最终还是协商在一个相当的水平上：即以一揽子打包的方式，一次性交纳双方商定的奥运会特许权使用费。这个交费水平特别有利于中国人民银行，用魏纪中先生的话来说：交纳费用确实不高。当然这对发展中国贵金属纪念币还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