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成都是四川首府，人文荟萃，商贸繁盛，历来为西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刨造了灿烂的封建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货币文化。

然而，到了近代，西风东渐，这种数千年农耕文化的根基受到猛烈冲击。不变就无出路，19世纪末，在沿江沿海各省铸造铜元的进程中，四川奋起直追。

自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成都银铜元局开铸光绪元宝开始，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停用铜元止，在短短的30余年间，四川省内各类造币机构所造铜元种类之多、版式之繁、数额之巨，实居各省之冠。

这些铜元除本省流通外，还渗透到周边的陕、甘、鄂、黔、滇、藏及长江中下游等地区，流布甚广，影响极大，形成了四川铜元独有的历史特色。

清时四川铜元的铸行尚能遵旨而行，到了民国时则钱法大乱了。民初，各省区军阀拥兵自重，造币权大都把持在督军或军阀手中，他们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变换多种手法，采用减重和加大面值等方式，滥发无度，把已混乱的钱法推向深渊，四川省也毫不例外。民国元年（1912年），军政府上台伊始就改铜元成色为铜七铅三(清时原为铜九五铅五)，改当二十铜元重量为三钱(清时原为四钱)，并添铸当五十铜元，重五钱。为应军需，日产七千余串。民国二年8月，成都钱荒，军政府增铸当一百、当二百大铜元以维持市面，由于获利丰厚，自民国三年后，对当十、当二十铜元，不铸或少铸，主要铸当五十、当一百、当二百的大额铜元，清代制钱则多被销熔。

民国六年罗佩金、戴戡主川，完全停铸当十、当二十铜元，只铸当五十、当一百、当二百3种大面值铜元，总数突破5500万枚。民国八年，熊克武主川，曾在短时期内停铸当一百、当二百，只铸当五、当二十、当五十3种铜元。然时隔不久，又大量鼓铸当一百铜元。民国十年、十一年的铸量均在一亿枚以上。民国十三年杨森统治成都，更将重五钱八分的当一百改为二钱七分，俗称“小一百”。民国十四年，邓锡侯控制成都造币厂后也采用减重手法，将原重七钱的当二百改为四钱，俗称“小二百”。于是，川中各地军阀纷起效尤，用滥铸“小二百”的方法攫取暴利。小二百投放市场后，群众深感不满，但慑于军威，又不得不用。在邓锡侯势力统辖范围内还可勉强流通，在黔军统治的重庆和川东就不能流通。为此，邓锡侯曾积极支持刘湘出兵驱逐黔军，收复重庆，并慷慨解囊，给刘湘小二百铜元48万串以充军需，随着重庆的攻克，小二百流入川东，此时的重庆铜元局在刘湘指示下也开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