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姚旭东
1大历元宝钱的发行与铸造“大历”是唐代宗年号，但唐代文献中却从未见有关于大历元宝的记载。最早记录这种钱币的是五代张台的《钱录》，此书虽没有流传下来，但南宋洪遵在《泉志》大历、建中两条中都引用了张台关于这两种钱币的记叙。关于大历钱，张台曰:“大历是代宗年号，计此时所铸。”可见张台并没有看到确凿的文字资料，他的结论仅是依据钱面年号估计的。说明唐末五代时期人们也并不清楚大历元宝的来历。
自宋代以后，人们为了对其有准确的认识，试图发掘新的史料。据《旧唐书》记载:“大历四年正月，关内道铸钱使第五琦等上言，请与绛州汾阳铜源等处两监，增设五炉铸钱，许之。”这是正史里对大历元宝仅有的记载。而根据现代考古发掘的结果，大历、建中钱在新疆被大量发现，但在内地却出土很少。根据出土资料报告:大历、建中二钱除新疆库车地区铸行外，在陕西、江苏、内蒙古等地也有少量发现，而新疆发现的两种钱和内地发现的这两种钱的区别，前者是新疆地区特有的红铜铸造，后者是青铜铸造，说明唐代在内地也铸造过这两种钱，只是数量少得多罢了。
史书记载，唐代西域政务归安西和北庭都护府管理，安史之乱后政局动荡，已经出现了地方私自铸钱的现象，时逢吐蕃大举入侵，朝廷无力拨付军饷，导致军心不稳，生出变乱，在此种情况下朝廷允许两都护府自行铸造大历元宝并只在西域地区流通且充当军饷，因此可以断定这两种钱应为唐代安西都护府在安史之乱后为坚守西域于大历、建中年间(即公元766年至783年间)在安西(今库车)地区铸造的，流通范围仅限于当时安西守军主要控制范围即库车及附近地区，主要是供驻军使用的流通货币。
近日在浙江湖州的友人处看到一批铁铅钱，主要以开元、乾元为主。可在其中竟然发现了一枚铅质的大历元宝钱，这让笔者大感惊讶。此品直径24.1毫米，厚1.6毫米，穿口径6.3—6.4毫米之间，材质为铅锌，流通磨损的痕迹明显。按照传统的观念，湖州一带在唐末五代时期为吴越国的属地，而吴越国确实一直是铸造使用铁、铅钱的，这早已有大量的实物发现为依据。然而吴越国何以会铸有铅质的大历元宝呢？这确实很值得研究，友人也说就找到这么二三个，现在只剩下这个品相最完整的留着收藏。
2从“小钱币”看吴越国与契丹的交往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偏安东南，建都杭州。当时的杭州称西府或西都，州治在钱塘，辖钱塘、钱江、余杭、安国、于潜、唐山、富阳、新城八县。在吴越三代、五帝共85年的统治下，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开拓建设，杭州发展成为全国经济繁荣和文化荟萃之地。五代南方诸政权中，吴越国是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在钱镠“善事中原，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指导下，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手工业、商贸业和文化事业，扩建杭州、苏州等中心城市，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终于使吴越的经济和文化跑到了五代诸分裂政权的前列，也使钱镠成为这一重大转移的重要功臣和开拓者。
由于吴越国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经济繁荣，渔盐桑蚕之利甲于江南；文士荟萃，人才济济，文艺也著称于世。而吴越国阻隔陆路，因此吴越朝贡中原王朝多经登、莱海路，海上交通发达，吴越与南汉、百济、新罗、日本、琉球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频繁。根据近年在契丹辽国和吴越国故地及海外沉船中发现的大量有关两国交往的文物，由此证明吴越国是五代初期与契丹交往最早最密切的南方国家。
据《辽史》记载，早在辽太祖九年(915)，远在江浙地区立国的吴越国王钱镠便派遣滕彦休跨海来贡。从这个时候起，直到太宗会同六年(943)，29年间，双方之间的聘使往来仅《辽史》所载即多达14次，其中，吴越使辽11次，辽使吴越3次。因《辽史》简陋，所记契丹与吴越国的交聘应远不止这14次。除国家交往外，民间贸易更加频繁，规模更大，近年南北两地的出土文物验证了这一点。
而契丹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北方草原强族，从4世纪始兴至13世纪初西辽灭亡为止，共存在近千年。自北魏起，契丹族就开始在辽河上游一带活动，到中唐时期时契丹依附回纥部族。由于回纥部落地处西域，此时的契丹应该与西域的唐朝驻军进行过贸易接触，从而收入了唐军铸发的大历、建中铜钱(因此在内蒙古和陕西才会有实物发现)。至唐末建立了强大的地方政权，公元907年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统治中国北方达200余年。1125年为金所灭后，余部建立西辽王国，又延续了93年，终辽一世，统治中心始终在赤峰地区。由于契丹辽国名声远扬，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
《辽史》记载契丹与吴越交往频繁，两国除礼节性拜访、互通情报外，主要还是经贸往来。两国的使团，实际上就是贸易代表团，两国政府之间称“贡赐贸易”，民间则为“易货贸易”。早期双方主要是交易绢马，后逐渐转向交易茶马。贸易额规模很大，估计每年马匹当在万匹以上；茶叶，以中档茶计，就达数万斤。两国贸易也可以通过海路，所以吴越国被契丹列为航海输贡国。由于双方交往吴越所输贡品均为北方稀缺物品，契丹的回赐丰厚，吴越得到了经济繁荣的实惠。
3小钱币有“大文化”
茶，为“南方之嘉木”。吴越地区一向产茶，唐时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就说，浙西之茶“以湖州上，常州次”。至五代时，吴越产茶区迅速扩大，湖州、杭州、睦州、苏州、越州、明州、婺州、台州等八州均有相当产量。五代吴越积极发展茶叶生产，特别是在低丘缓坡地大量种植，茶叶产量逐年提高，制作也日渐考究，除了大量生产用于与北方贸易的茶叶外，还研制了精制的脑源茶，主要用于向中原政府贡奉。“贡茶”的生产，反过来大大促进了茶叶研制，许多“名茶”应运而生。
吴越国对于茶叶之路的开辟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除始终如一以茶贡奉中原政府外，最突出的是，它和北部大草原的契丹人的商业往来还促成了洲际交流系统的形成。后梁乾化五年(915)，吴越王钱镠派遣商人使者进入北部大草原契丹，开创两国之间第一次商业接触，促成货物商业往来。由于和契丹开展贸易交流，吴越就会从契丹人处收进前唐的大历、建中铜钱，而吴越的货币一直秉承唐制，铸行前唐的年号钱，且以铁、铅钱为主，铜钱较少。在湖州的仪凤桥和云巢一带的遗址中，出土的完全都是铁、铅钱。可以想见的是既然当时市面上有红铜的大历元宝钱可见，那么以此来制作钱范，铸造大历元宝的铅钱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只是数量极少，应为试铸的性质。
11世纪早期，吴越与契丹君主之间签订茶叶贸易协议，为后来的茶叶之路通往俄罗斯转运欧洲奠定了基础。10世纪时，俄罗斯尚处于基辅罗斯(862—1240)时期，这个时期，操蒙古语的契丹人首先把茶叶介绍给俄罗斯人，契丹人是突厥、蒙古草原上茶叶贸易的关键人物。至17世纪，中俄之间展开了频繁的茶叶贸易，史称“草原茶叶之路”，始于福建武夷山，止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线路为:武夷山、铅山、九江、崇阳、咸宁、汉口、樊城、社旗、洛阳、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杀虎口、呼和浩特，经蒙古至俄罗斯的恰克图，往西至伊尔库茨克、乌拉尔、秋明、莫斯科、圣彼得堡。综上所述，正是吴越国和契丹，为今之中国往北、往西的“一带一路”首开先声。13世纪当马可波罗到达杭州的时候，他宣称:杭州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为精致和高贵的城市，而这些都应归功于茶叶贸易等给杭州带来的繁荣。吴越地区几乎垄断了茶叶商品交易，临安天目山茶区是当时茶叶生产与贸易的货源地之一。后梁乾化五年至后晋天福八年(943)间，吴越与契丹之间共有17次互访，而茶叶在双方外交关系中发挥了直接作用。南方的茶叶，沟通了两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吴越国和北方的契丹民族，构成了1000年前国际茶叶贸易的两端，是吴越国首先开创了北方这条茶叶之路。
从一枚小小的大历元宝铅钱上面，居然引出了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这不能不说是钱币历史学的卓越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