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王朝的灭亡与苟涎残喘的南明小朝廷
万里长城拱卫下的明王朝，于永乐十一年（1413）正式在贵州建省。为了能更有效地管控全省金融，作为行政最高权力部门的贵州布政司下设了“宝黔局”，负责铸币的发行，从此结束了贵州用币全靠外省输入的传统格局。除了在贵阳、遵义、大方等地补铸了明“洪武通宝”、“洪熙通宝”、“宣德通宝”外，并沿袭铸制了“万历通宝”、“天启通宝”、“崇祯通宝”等钱。清.顺治帝入关初期，贵州尚未在其统治范围，至康熙起才依次铸行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等帝王的年号钱。并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发行了一种既无面值又无纪重的银元，即：“光绪十四年贵州官炉造”背“黔宝”。该币因系用手工法打制而量少，历来被泉界视为银币小“十珍”。
由于明末崇祯年间官员贪腐成性，导致了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而政治腐败。崇祯帝（朱由检）少年得志，即位后曾立志要做一个“中兴”之主，他虽励精图治而节俭勤政，但，仍无法挽回明王朝日益衰败的颓势，波诡云谲的历史终归湮没了他一统江山的朦胧梦幻。1644年正月初一（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在陕西的西安称王，建国号“大顺”，取年号“永昌”并铸行了“永昌通宝”钱。由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以势如破竹的绝对优势一举攻占了北京，崇祯帝被迫在杀妻灭子后自缢于景山。这一年是甲申年，3月19日这一天也就成了明王朝穷途末路的亡国祭日。在皇权一统天下的封建社会，全国的安危仅维系在一个人身上，权柄以其喜好而定夺，九鼎重器成为私人之物且子孙相授。这无疑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家天下的痼疾与遗风，使得不受约束的权力必定带来疯狂！大明王朝又岂有不亡之理？
李自成进京后便积极准备正式登基称帝。但是，由于征战急需银两，因而加紧了对明朝王公大臣“追赃助饷”且打击面太大，又不懂得如何来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以及从“起义军”向“统治者”的转换，依然延续起义初期施行的暴力镇压政策，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抄家并没收财产。因此，历史没有眷顾驿卒出身的李自成，他在紫禁城里没呆几天，便仓皇出逃而亡命他乡。
究其缘由，乃是当时驻守山海关的总兵，而手中掌握有4万精兵曾多次击败清军进攻的吴三桂，在得知北京沦陷和崇祯皇帝的死讯后，他首先考虑的是向农民起义军投诚，以保全其在京城的家眷和财产。但是，当他闻知其父吴襄被起义军拷讯追赃、爱妾陈圆圆被掳的消息，便“冲天一怒为红颜”地彻底倒向了满清并门户洞开地献出了边关，甘作鹰犬地率兵与之联合，内外夹击地进逼北京，给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以沉重的致命一击。
1644年5月1日清.顺治帝定都于北京，结束了在中国统治长达270多年的大明王朝。仅在这一年之内，紫禁城的龙椅上就曾坐过三位帝王（崇祯、李自成、顺治）。为了拢络人心，进京后的清廷立即为崇祯帝发丧、下葬，并宣布恢复在京官僚、财主的产业，拉拢上层分子，对汉族“倡先投顺者”给予高官厚禄的利诱。另一方面，对不服从剃发留辫的老百姓大开杀戒，而对吴三桂则加官晋级，使其能领兵继续追剿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军残部。
明王朝覆灭后，其王子王孙们纷纷逃至南方，在旧臣遗老的扶持下各自建立了清军势力未及的地方政权，偏安一隅地苟延残喘。其中：福王朱由崧逃至南京称帝，建年号“弘光”，铸行了“弘光通宝”小平钱，直径在2.4厘米左右；折二型直径则在2.7厘米至2.8厘米之间，因“弘”字的“弓”旁有大小之分，而“大弓”偏旁背星者较少。且“弘”字还有一种“行弓”版，即“弓”旁的第二笔较长。“通”字则有单点“通”和双点“通”之分，另有一种长“通”较为少见。且弘光政权在所有南明小朝廷中也是最短的，时间还不到一年。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清军逼进南京，朱由崧遁逃，那些平时极言效忠朝廷的官员们却纷纷作鸟禽散而无不力求自保。有一丐儿见状，愤然在百川桥柱下题诗云：“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遂掷笔跃入秦淮河中自溺。此诗与五代十国后蜀花蕊夫人所写的那首“君王城头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三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无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常：仁、义、礼、智、信。孟子认为：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故应忠；父子之间有尊卑之序，故应孝，兄弟手足之间乃骨肉至亲，故应悌；夫妻之间挚爱而又内外有别，故应忍；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故应善；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道理和行为准则；卑田院即“悲田院”的语讹。原为佛寺救济贫民之所，后泛指收容乞丐的地方。）
鲁王朱以海因偏安浙江的台州，于1645年6月在绍兴被立为监国。为了扩大影响，企盼在“大明”旗帜的昭示下凝聚民心，特地铸行了“大明通宝”钱，以及光背或背“帅”、“工”等字钱。黄宗羲在其《行朝录》中载曰：“王回越，铸行大明通宝钱”；唐王朱聿键于1645年在福州即位，建年号“隆武”，铸有“隆武通宝”钱。值得关注和必须仔细辩别的是：该币的“隆”字有从“生”、从“正”或从“缶”之分，但，唯有从“缶”者较为稀少，其存世量也最为罕见；1646年7月桂王朱由榔立于肇庆，建有年号“永历”并铸行了“永历通宝”。在《三藩纪事本末》一书中对此曾有过明确的记载：“永明王神宗孙，避于梧州，于丙戌改元‘永历’，其钱有大小4种。”
然而，这些各自为政的南明小朝廷非但不能团结一致地来共同抵御满清的入侵，反到在内部相互倾轧排挤、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有明以来的朋党之争，导致了反清复明的彻底幻灭。其实，此间清.顺治帝已入主中原并占据了大半壁江山，这些各据一方的临时政权，可以说甚至连流亡政府也谈不上，故，史书上称之为“南明”，且不将其作为正统的朝代来记载。不过，其传世至今的各种货币却给为研究南明政权的史学家们带来了更多的思考。同时，流传于滇、黔两省的该类钱币，也给收藏爱好者留下了不少好的藏品。
二、“兴朝通宝”的铸行与衰败
有传李自成一路兵败后遇难于湖北通城县的九宫山，或曰出家而不知所终。另一路以张献忠为首的大西军则在成都成立了蜀王府，铸有“大顺通宝”，树起了反清复明的旗织并成为当时的战斗主力军。他联系全国所有的农民起义军队伍及其它反清势力，后又与逃至西南地区与南明永历小朝廷联合，共同来抗击清廷。
明末清初的顺治帝为了巩固和维护统一全国，先后起用了三边总督洪承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等明朝降将为其开路打先锋。清廷在劝降张献忠归顺无果后，于1646年1月派肃清王靖远大将军豪格大举进攻四川。大西军的叛将刘进忠自汉中领引清兵夹击张献忠，致使其在凤凰山中箭身亡。其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与艾能奇等四将，率军由重庆渡江进入贵州的遵义地区，同年3月占领了贵阳，安稳后又移兵至云南驻防。在1648年至1652年的四年间，由于清军忙于调兵遣将，集中兵力与尚在湖广地区的永历小朝廷作战，孙可望的大西军方得以稍有喘息之机。
清.顺治八年正月二十日，孙可望迎请永历君臣一行至安隆所（现今贵州的安龙县），为图吉利特将“安隆”改名并升格为“安龙”府。使之一度成为永历帝在此四年的驻跸地。对于孙可望来说，名义上虽尊奉永历年号，但却自称“秦王”。他在驻扎贵阳期间，征发民工，大兴土木，营造宫殿，设立五府、六部、三衙门，分封文武百官，命令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归属南明王朝的文臣武将，克期到其府上朝见叩拜。占据滇、黔两省而自认为不二人选的孙可望，因自恃迎请有功而野心勃勃，且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嫌，他踌躇满志地演绎了“龙”这一象征帝王徽式的另类故事，其欲取而代之的狼子野心早已昭然若揭。为了解决军、政费用的庞大开支，加之出于自己尚未登临皇位，未定朝代名称之顾虑，便用“兴朝”二字暂代年号，取其新的朝代即将兴起之意，铸行了“兴朝通宝”。在《明通鉴》中有曰：“明在籍御史，议尊（孙）可望为国主，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钱。”另外，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因贵州安龙县培修当地明末王坟，拆墓时在近棺处得制钱十二枚，即有“兴朝通宝”和“永历通宝”等钱，背面皆为“五厘”字样。
“兴朝通宝”钱可分为小平钱（背工）、折五（背五厘）和折十（背壹分，俗称折银钱）共三种。即：每枚可抵白银一分或五厘行用。其中，又有不同的版别。从铸制的工艺上来看，是典型的传统铸制风格，尤其是“通”字的写法，起笔、顿笔成一立点，俗称为“凤头通”，不像五厘是“平头通”，更与云南的“菱头通”而大相径庭，且与贵州铸造的背“双星”之“永历通宝”写法完全一样。该“壹分”币的直径为45.7毫米，厚0.2毫米，重24.3克，穿径11毫米，正面缘宽5毫米；因背面“壹分”两字较大，故又被称作“大壹分”，且比较宽而扁；另一种“壹分”二字则显得细长。此类钱文大气，刚劲有力，不像“永历通宝”钱因材质差，铸制的工艺不精，显得有些匆匆而就。因“兴朝通宝”钱文的字体古拙，内、外郭较之其他钱币宽且分量足，对吴三桂的“利用通宝”、“昭武通宝”，及其孙吴世璠的“洪化通宝”等诸钱，无疑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李定国卓越的军事才能深得永历帝器重，有名的“永历通宝”背十二字“敕书钱”就是专为他铸造的。这就引起了跋扈骄悍而得垅望蜀的孙可望之忌妒与不满，他全然不顾大局竟带兵来攻击李定国。以致，其部下有正义感的将士纷纷在阵前倒戈而使之大败。顺治十四年十月（永历十一年，公元1657）众叛亲离而走投无路的孙可望，便无耻地投降了清军，参与
并领引清兵来追杀昔日兄弟，使得反清大业遭受重创而再次进入低谷。不久，随着清王朝政权的日益巩固，孙可望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在一次与清军行猎途中被灭杀。
三、铸时最长的南明“永历通宝”
永历小朝廷是各种势力的怪胎联合体，它曾一度控制了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贵州、云南等七省的区域而一时声威大振，出现了在南明时期抗清斗争中少有的高潮。然而，因其内部的矛盾重重，宦官专权，党争纷起，犹如一盘散沙。文臣与武将之间互相轻视而争权夺利。且文官中又有“阉党”与“清流”之分，武将中亦有“吴党”和“楚党”之争，此
外，还有农民起义军与政府军之别。各派系之间的政治势力互相攻讦，明朝将领想利用起义军来抗击清军，但，只要形势稍有好转，起义军就成了被各方面排挤打击的对象。如此乱象，又如何能团结御辱？这也使之一直都处于动荡不安中，并给清廷有了可乘之机。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永历八年）初，永历帝慑于孙可望的淫威和逼迫，在大学士吴贞毓等人的支持下，秘密写信给出征在外北伐抗清的骁将李定国、刘文秀，请求其速回护驾。不料，此消息被宦官马吉翔密告给了孙可望。盛怒之下的他，借机发难，以此来验证自己在永历小朝廷中的威严，遂用严刑拷掠诸臣，胁迫永历帝下诏，处死吴贞毓及刑部给事张镌、中军左都督郑允元等十八位大臣。
现位于安龙县城西的天榜山，是埋葬为南明永历小朝廷而死节的明十八先生墓地。笔者曾特地两次到此一游，寻觅和体验那昔日悲壮的踪迹。往事如烟，渐行渐远。面对那块于1980年出土由朱由榔亲题，镌有“明十八先生成仁之处”而历尽沧桑的冰冷坚硬原石碑，还有民国时期社会贤达和军政要员的题词刻石，如：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所题之“碧血千秋”、又如民国司法院长居正所题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前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所题之“浩气长存”（贵州兴义下五屯景家屯人，何应钦内弟）、李烈钧所题之“瀛州神境”等等，似乎还在默默地向人们述说着什么。此时此刻，伫立此地，脑海中便会油然地浮想起那一段见证了腥风血雨的宫廷争战，还有内部相互倾轧而又殊死抗争的历史，心中顿生出些许苍凉的感慨，亦有一种异代同悲之感……
流传遗存在云南、贵州地区的永历铸币版式众多，面值有小平、折二、折五、折十，共计四种。根据不同铸造的区域划分，在其直接控制下的广西、广东，以及周边邻近地区的通宝钱均以小平钱为主，亦有少量折二型钱。而在贵州铸造的“永历通宝”钱，因内、外廓较宽，背“五厘”、“壹分”字样的则是对银作价。仅“壹分”就有大样和小样之分。细察“五厘”与“壹分”的区别在于：“永”字和“历”字；其中“壹分”的小样有“一水”永和“二水”永之分。而“历”字的写法，则有“双木一日”、“双禾一日”及“双木一目”、“双禾一目”等四种版别，尤以“双木一日”与“双禾一日”的版别较为稀见。也有背“星点”纹和“工”、“户”字样的。
在笔者历年珍藏的钱币中，有大小不一而背穿上“星点”、背穿左“一钱”和光背的“崇祯通宝”，以及张献忠的“大顺通宝”，另外，还有南明各小朝廷所铸之“大明通宝”背“帅”、光背的“隆武通宝”、“永历通宝”和孙可望铸制的“兴朝通宝”背“工”钱数枚。再就是吴三桂的“昭武通宝”、“利用通宝”及其孙吴世璠在贵阳袭号而改元“洪化”，所铸的“洪化通宝”等。特别是一枚心仪已久的遵义版宽缘“永历通宝”背“壹分”，更是让人爱不释手。直径36毫米，穿径8毫米，正面缘宽0.5毫米、厚0.2毫米，重24.3克，永为“二水”永，历为“双禾一日”，且为“凤头”通，“宽贝”宝。其钱文工整，边廓均匀，光润阔缘，楷书直读，实属自然包浆的黑漆古大钱。
窃以为并据此推断：永历小“壹分”的铸造时间理应晚于大“壹分”，为后期所铸之减重钱。铸造风格与“大顺通宝”、“兴朝通宝”几乎完全一致，这与大西军联合南明永历小朝廷抗清的历史相吻合。综观“大壹分”之钱体，钱文书体规范，刚劲有力，较为大气，并不亚于明朝官局所铸之币，远优于同期的“隆武通宝”和“弘光通宝”等钱。
由于永历小朝廷存在的时间较长，而“永历通宝”又是所有南明铸钱中为时最长的货币，其数量甚至比明朝有的年号铸币还要多，亦有两种最具特色。一种是久负盛名的“敕语钱”，钱背上分别铸有“御”、“敕”、“定”、“国”、“督”、“府”、“道”、“部”、“留”、“粤”、“辅”、“明”等十二个字。即：“御敕定国督府道部留粤辅明”。目前，除“定”、“国”、“留”、“粤”、“辅”、“明”外，其余字均为少见，至今“府”字钱也仅见数枚，泉界对此的真伪却尚存争议；另有一种是永历二年（1648年）因郑成功始奉永历为正朔，为筹措军饷，于永历五年（1651年）委托在日本的长崎铸造永历年号钱，并在东南闽台沿海地区流通使用。该币版别和品种较为单一，只有折二型钱一种均为素背，钱文书体有篆、行、草三种，字体欹侧，结构清减，古拙而秀美。
四、“嗣统通宝”与“嗣德通宝”辨析
在钱币市场上，常有一些初入门的集币新手对“嗣统通宝”和“嗣德通宝”而分辨不清，甚至，许多集币者据此认为二者同为一个系列或同一时期的钱币。其实，该“嗣统通宝”(1848-1883)比“嗣德通宝”晚了好几十年，且仅见于云贵地区，实为清.咸丰年间天地会白莲教起义号军张保山（贵州遵义人）所铸之币。而“嗣德通宝”则是安南钱（越南后阮朝1802－－1945），二者的钱文有别于一字，故而产生了如此之混淆。
此间，各地相继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除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最具影响力外，并铸行了“太平天国”背“圣宝”钱。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十二月，以刘义顺组织的天地会举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建元江汉。咸丰九年（1860年）在贵州的思南县境内举旗响应并与刘义顺联合的张保山，自称是大明皇室的后裔，系崇祯皇帝十二世孙，特改姓更名为“朱明月”或“朱民悦”。在其标榜为正统旗号的领引下而极具感召力，骨干力量多来自底层缺衣少食的贫苦农民。这支不可小觑的反清起义军，一时声势浩大而占州夺县。同治三年（1864年）张保山称帝，年号“嗣统”，即：承嗣朱明皇朝大统之意，又称“嗣统真主”，铸有“嗣统通宝”钱。该币有黄、红铜质之分，亦有宽、窄缘光背之别。其直径均在24毫米至26毫米之间，光背，重4.17克，钱文为隶书对读。尽管材质及铸工不精，不甚规范，但是，仔细分辨其版式亦有平头“嗣”、低司“嗣”、短、中、长划“通”等之差别。
咸丰四年，世居桐梓县九坝乡的杨龙喜也率众起义，公开反抗朝廷。深潜蛰伏地与官军对抗周旋，不时小股骚扰，退缩险隘，时而又大势强攻，欲占城池，竟把官军们被搞得措手不及，难以对付，沉重地打击和动摇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与此先后同期响应起义的还有贵州台拱的（今台江县）张秀眉（1823—1872）。他率军驰骋黔东南，纵横苗疆，开创了自己的根据地。一时间“烽烟四起夜郎天，争战频乃刀光见。一触即发胸臆懑，虽败犹荣传民间。”直至1864年，太平天国及各地起义军才先后被清廷彻底剿灭。
笔者于1968年11月在桐梓县新站区夜郎公社插队落户的三年间，就多次听当地老年人说过并亲自前往察看距夜郎街上约2公里处，清.同治年间，曾任该地方团首王正儒的墓地。仅从外形来看，整个形制的构建似一栋外形恢宏的豪华门庭，在那镌刻有日月星辰、山水波涛等一系列自然景象，以及龙形盘绕的圆柱浮雕配饰上，均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浅浮雕、圆浮雕和镂空雕等工艺。特别是叠瓦檐下的椽子、望板及梁枋上的斗拱、雕花雀替等的雕工石刻，沿袭并采用了宋墓的技法，体壁的厚薄相间而刻工细腻，石雕的门罩、梁柱、窗扇、工艺精湛，造型尤为显得生动，形象逼真，可与现发掘出的宋“杨八墓”相提并论而比肩媲美。能在交通如此闭塞的地方，建造出至今仍令人惊叹的茔墓，可堪称是当地之一绝了。
因王正儒在积极配合官府清剿杨龙喜残部的同时，又乘机不断地扩充和壮大自己的军事及势力范围。或许，因其据有此功而自傲，渺视并拒绝由官府来抽取厘金，这也使得当地的老百姓能得以喘一息之气。但是，他却因此结怨而引起了官府的极度不满，特在新站同乡会馆内埋下伏兵将其诱捕下狱。据说，王正儒在临刑前，不无遗憾地口占一绝：“日薄西山渐渐斜，夕阳落沉迟迟归。黄泉路上无旅店，今夜不知宿谁家”的诗句，在当地广为流传，并被后世引以为自豪且津津乐道。在距夜郎坝近20公里处险峻陡峭的铧尖山上，建有王正儒为加固修筑的防卫营盘工事，并有号称“大将军”的铁炮一门，标志着这里曾发生过的激烈鏖战。官府在结集重兵前来攻打的讨伐中，因多次失利未果。便许以重金收买内应，在里应外合而急攻寨墙的强势夹击下，驻守铧尖山的太和团在层层进逼中，伤亡过重而弹尽粮绝，方能使得官军得于破寨并彻底地被斩草除根。民间盛传，围剿之官军不是被打死的而是被“走死的”，由此可见其路途之艰和战争之惨烈。
在贵州境内的各路农民起义军中，唯有张保山铸有“嗣统通宝”钱。该币的铸期极短而一直鲜为人知。这与元末农民起义军张士诚所铸之“天佑通宝”小平铜钱在国外被发现的情况而相类似。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张保山等与历代农民起义军一样，在尚未完成全国统一大业之时，就急于铸行了象征自己政权的货币，以示正统，故，被明清两朝称之为流寇。这与南明小朝廷各自铸行的货币，均被朝廷视为蛊惑人心的匪钱，被围剿歼灭后被收缴回炉重铸，严禁行用。加之历经百余年沧桑岁月的洗礼，兵火战乱、人为毁坏等诸多原因，所以，能流传至今的此类钱币极为罕见。
张保山所铸之“嗣统通宝”存在的时间不足四年而铸期又短，却与李自成的“永昌通宝”、张献忠的“大顺通宝”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背“圣宝”等一样，古风犹存地见证了这一风云变幻的历史。为进一步研究100多年前清末天地会、白莲教起义号军为解决自身军费之不足，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物例证，因而，极具史料性和收藏价值。有如凤毛麟角，乃至成为“孤品”，尤为显得弥足珍贵。故，一直为泉界研究者和收藏爱好者所青睐。
用货币名称来表达不同时期各地农民起义军先期提出的政治口号与主张，具有为迎合世人需求的仁义性和感召力，反映了为图存、壮大势力的客观需要，因此，该类铸币的材质和数量是由起义军发展规模所决定的。通过对其铸造、流通、销毁的解读，或可窥视出当时在社会动荡中所引发的生产关系调整与变革，以及生产力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的提升。可以无愧地说，张保山铸行的“嗣统通宝”能有幸地遗存于今，乃是历史的眷顾与积淀；而被湮没于尘，则是历史之不幸；其偶然的再现，亦是历史的必然。它不仅仅是农民起义军的货币，同时，也为贵州铸币史上增添了一抹光鲜而浓墨重彩的靓丽。
五、透过古钱币窥探历史的真象
尽管一些已然过时的旧物件，如：钱币、民俗风情饰品及先民们的生活用品等，看似已无实际流通和使用的价值，然而，附加的历史价值及收藏者为之付出的心血和情结，却是千金也难以买到的。面对这一枚枚冰冷的古钱币，也曾润浸着那一代人流淌过的滚烫鲜血，并氤氲着铮铮铁骨的民族气节。以集全清帝十钱为例，在收藏的过程因苦苦寻觅而又漫长，不过，当能完整地集成一套时，心中却很是满足并伴随有一种极大的成就感和快乐度。
在对古代钱币的深入探究中，当历史与现实的偶然邂逅，有时，如同对数学方程式中的未知数解题一样，总是那么令人煞费苦心而捉摸不透，因此，留下了许多欲说还休之谜。为深究和考证某一时期的历史片段，甚至如同猜谜一样，任由考古工作者或历史学家们凭借古籍和野史记录，在浩瀚的文字海洋中去搜寻并窥探能为之佐证的一鳞半爪，以此来揣测和还
原其推断的整个事件全貌，以及那些随着当事人一起而被埋葬进这幽深墓地里的历史，力图向世人来证明自己所研究和揭示的，才是那段不为人知事件的真象。
然而，现在某些地区出于为了拉动旅游事业而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不惜想当然地凭空去打制和建造假古迹和假古董。安龙县因缘于南明永历小朝廷曾在此驻地，便去参照北京故宫的太和殿规格和形制来臆造并克隆。面对那些衣着华丽的塑像和富丽堂皇的金鸾宝座殿堂，未免让人感到有一种攀龙附凤而牵强附会之感。试想当年，仅在此四载而又偏远的蛮荒之地，因备受清军的围剿，受制于他人的永历小朝廷，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惴惴不安中苟且偷生，又岂能有如此之精力并破费大量人、财、物力，且依照祖制来营造类似京城奢华宫殿，而极尽其享乐之理？
因为，民间传说如同那远古中的神话，一般都为口口相授，世代相传，所以，能给许多扑朔迷离的未解之谜而增添不少玄妙的斑澜色彩，以便让人在听闻此类趣闻轶事后，而引发出一种不尽的遐想。可是，有时在同一事物中却出现了两个乃至多个不同的版本，这让听闻者不知究里，真不知该相信哪一个是民间流传，而哪一个才是从历史上真正遗存下来的，更不知道究竟是近些年来为发展旅游业的需要，聘请一些文人雅士根据有限的史料，凭借其无限的想象，而为之杜撰和编造出来的。
当暗淡了血雨腥风的刀光剑影，只有这些沉寂多年于方寸之间，在浸染着锈迹斑驳的古钱币上，那无处不在的包浆，因成色熟旧而圆润，亦有一种沧桑古朴的质感。这既是岁月留痕的绝好见证，又是收藏者悉心盘玩的结果，更是对其识真辨伪的又一最爱。每每见之，在欣赏把玩之余，总能引发出对古人思想内涵、社会审美情趣、民俗风情、人文故事等方面的探索之情。对其更深入研究的释读，已然成为探秘与求知的一种兴趣。它呈现出的不仅仅只是考古研究的价值，更多的还是那一段厚重而血脉喷张且荡气回肠的悲壮历史。即：当异族入侵中原大汉民族家园之时，因保家卫国而在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的殊死抗争!或许，该类古币就是对此一个最佳见证与最好的诠释。
杜天麟：2016年9月18日写
2017年5月28日重新订正、修改
